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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晚上临睡前和程明浩通一次电话。我喜欢钻到被窝里,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然后把音量调大一点,耳朵凑在它旁边,有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告诉我西雅图天气不好,三天两头下雨,我说,“谁叫你自己喜欢跑到那儿去,记住,我在哪里,太阳就在哪里” 。
偶尔,我打开他的电子邮箱看看,他的电子邮件并不多,无非是从前的同学和朋友,都很简短,也从来没有看见张其馨的。几次下来,我也就懒得去看了。
一转眼两个多月过去,公司第二轮裁员让所有人彻底弄清了形势:“过去的好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相比几个月前的那一次,这一轮“资源重组” 涉及面更广,来势更凶,而且,走路的员工获得的待遇更差。整整一天,公司里气氛沉重得像压了一块铅,大家彼此见面要先端详一番对方脸色再开口,唯恐人家刚刚被裁而自己说出什么会导致“不必要的刺激” 的话来。
我在电梯间和那位客户服务部门的冤家不期而遇,自从那次被当众出卖,我见了他都绕道而行,今天不巧,迎头碰上,只好尴尬地笑笑。他手里抱着一个大纸盒,电梯门刚关上就开始骂娘 -- 当然用的是英语,先骂公司过河拆桥,后骂管理层利用裁员整人,再骂员工之间内部倾轧(他大概已经忘了和我之间的过节),最后扔下一句“看好了,那帮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 ,原来他们部门被裁掉了足足三分之一,他属於那倒酶的一员。
等电梯到了底楼,我已经不再恨他,也不再那么恨 Chris, 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些人,不过都是一棵大树上的小猢狲,为了抢那么一两个香蕉或者桃子你争我夺,然而,当面临树倒猢狲散的危险,我们的命运,都不握在自己手里。
公司这一波裁员的确声势浩大,以至蒋宜嘉都打电话来关心我是否丢了饭碗。
我说,“到现在为止,我和你的老情人都还平安无恙。对了,你哪里得来的消息?”
“网上看见的,你们公司这一次下手好像很酷啊。”
“你很空嘛,还有时间在网上逛。”
“哪里,我是在随时关心有没有我自己公司的坏新闻。现在到处都在裁员,人心惶惶,公司要动手的话总是把消息封得死死的,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让员工知道,所以往往外面传开了,公司内部的人才知道。真他##被过滤##活见鬼。”
在这一轮裁员中,我们部门又“失去” 了三个人。老处女召集几个项目经理开会,把他们的工作摊给剩下的人;大家各就各位,毫无怨言地接过分到自己手上或多或少的额外工作,好像那些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可观的,不知不觉间,大家变乖了,变勤奋了,变得任劳任怨了 -- 至少面子上都做得像那么回事。再没有人星期五早下班,再没有人一顿午饭吃两个小时,就连那个爱情至上的漂亮女孩子也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坐在办公室里;人们开始周末把电脑带回家有事没事发个电子邮件出来表示“我在干活” ,人们开始耐心地揣摩主管的心思,原先的“我要如何如何” 变成了更明确、更基本的“我要讨老板高兴” ,而后突然发现,老板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容易不高兴的生物了,据说部门里的那个马屁精加包打听甚至专门写了一套高深的代码,输入同事们的大致年龄、工资、年审评分等参数,凭之计算每个人相对於他被裁员的机率,以确定要对付的对象。裁员居然比海鲜烧烤球赛酒会礼品卡加在一起更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一点公司人事部门大概始料未及。那种情形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叫“棍棒下面出孝子”。
工作比以前更加忙,人少了,所有原定的里程日期却还维持原样,虽然如此,我还是在五月底请了两天假,加上长周末,我打算去西雅图看程明浩。我记得,那个周末正好是他的生日。
我给他买了一块手表做生日礼物,长方形的表面,暗灰的表盘,指针在上面闪闪发亮。我觉得这块手表很“像”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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