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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纽约时报》曾刊登文章——《对抗趋势:中国吸引海外科学家归国》,分析了海外华人科学家归国现象(《纽约时报》刊文关注华人科学家“海归”现象),引发诸多关注。
1月12日,《纽约时报》再次刊登相关文章——《如何阻止美国的科学人才流失》(How to Stop America’s Scientific Brain Drain),文章内容为两位美国科研界知名人物对前文的回应,二人分别为加州理工学院(CIT)生物学教授David J. Anderson和“研究!美国”(Research!America)主席兼总裁Mary Woolley。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David J. Anderson:我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生物学教授,我们的学生很大一部分都是亚洲人,我觉得你们的文章写得挺对。最近,我的一个“明星”中国研究生宣布,他将在完成学业后回归中国,这让我感到惊愕不已。
每个举动的作出不仅需要引力,也需要推力。这篇文章聚焦于施一公——一个得到很好资助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科学家,但并没有提到正在将亚裔和其他外国裔(foreign-born)生命科学家推出美国的重要力量——这些科学家很难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
我们的ZF科研资助政策正在将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赶出”美国,二战后我们获得的人才流入正在慢慢地转变成人才流失。
Mary Woolley:外国裔科学家不断离开美国返回故里,这相当于21世纪的“苏联卫星上天”事件,这应该激起美国维持科学领导地位的决心,完全不亚于我们的经济危如累卵。
科研的一些好处能很快越过国界,但是经济影响,比如新工作机会和由此导致的更高的生活标准,主要将惠益原产国。
当美国的科研预算多年来一直扁平,其他国家就抓住了机会。日本曾长期是世界第二大研发支出国,现在则落后于中国和印度。那么,多久,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将被超过?
我们是要将美国重新放入正轨以维持她在科学和创新方面的世界领导地位,还是让其他国家收获曾赋予我们骄傲和经济实力重要来源的工作机会、增长和生活质量的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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