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扎克伯格开始将他的计划付诸行动。
2004年7月29日,TheFacebook.com被重组,注册地点改在特拉华州——扎克伯格向萨瓦林解释,这么做的原因是,公司必须具备灵活调节股权结构的能力,以吸引外部投资——萨瓦林认同了这一点,毕竟,他是个商人,他知道这意味着或许能把自己原先那1万多美元的投资变成几百万美元,而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抽空飞到Palo Alto签署几份文件。
2004年10月31日,萨瓦林签署了那份后来让他后悔不已的股东协议——在这份协议里,扎克伯格在新成立的公司里股份从65%下降到51%,他减少的部分被转移给了帕克和蒂尔这样的新股东;但萨瓦林的股份则从30%上升到34.4%,但作为交换,萨瓦林同意将原先公司所有的知识产权都移交到新公司的旗下。
萨瓦林没有注意到,他所获得34.4%的股票,只是普通股,而不像扎克伯格的那51%那样,是一种带有结构性防稀释功能(structural anti-dilution)、有转换权(conversion)的优先股。更完美的一点是,他同意不在场的时候自己的投票权将交给扎克伯格全权处理…… 然后,萨瓦林便心满意足地回到哈佛去继续最后那一年轻松惬意的校园社交生活了。
而再也没有回到过哈佛的扎克伯格,则开始了收网行动:2005年1月14日和3月28日,Facebook两次通过了对大量增发普通股的授权,萨瓦林的份额被迅速稀释到10%以下;而如果这些授权的新股全都颁发出来的话(这已经不再需要萨瓦林的任何首肯),他的股份就将被稀释至千分之一,到 0.03%左右!
扎克伯格的计划成功了。萨瓦林玩完儿了。
事实上,萨瓦林怪不得别人。在扎克伯格离开哈佛校园之后,萨瓦林便几乎没有再参与Facebook的任何运营工作。在扎克伯格看来,这样一个毫无用处的人,是不配分享Facebook的高速成长的。而萨瓦林在签署那些文件的时候,也没有让自己的律师审核——这显然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后来争辩说,之所以那么痛快地签了协议,是因为这都是些Facebook的律师递给他的文件,而他那时天真地认为,Facebook的律师就是他的律师,应该为他的利益负责。
直到2005年4月份,萨瓦林收到Facebook给他的一封信,让他在公司的第二轮融资中签署一些文件——他毕竟依然还是公司的CFO——萨瓦林才猛然间发现,他的股份已经被戏剧性地稀释得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15天后,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总部见到了萨瓦林派来的律师——他要起诉Facebook,夺回自己莫名其妙就失去的东西。第二天,萨瓦林被扎克伯格正式开除。
就像温科吾斯兄弟一样,萨瓦林清楚地觉得自己也被扎克伯格耍了。他就像一个弃妇那样,满心怨恨,并下决心在和扎克伯格对簿公堂的同时,还要不惜一切地在扎克伯格脸上抹黑——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他找到畅销书作家麦兹里奇那一情景。
但不要忘了,就像温科吾斯兄弟一样,萨瓦林随后从他和Facebook的官司里得到了一大笔财富。温科吾斯兄弟从与扎克伯格的和解中得到了 5600万美元。而萨瓦林则要感谢法官,他最终胜诉被判定拥有至少7%的Facebook股份(这一份额在接下来的几轮融资后被合理地稀释到5%),当然,他其实更应该感谢扎克伯格和他的Facebook团队,他最初的那1万多美元投资,如今的价值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这无论如何都是商业史上最划算的一笔投资了。而萨瓦林在这一过程中,究竟都做了些什么?或许只有那些和扎克伯格的争斗吧。
对此,扎克伯格的解释是,“你一旦成功之后,总会有一些人希望来揩油。”当你功成名就,就会出现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特别是当你在短短一两年内突然变成一个亿万富翁,怎么会还没有一两个敌人呢?但扎克伯格并不憎恨他的这些敌人,他的眼里只有一样东西——Facebook。即使在今天,注册用户已经达到5亿人,每月发布300亿条信息,扎克伯格也依然总是办公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有时还要亲自开发一些程序。他似乎没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憎恨任何事情,也没有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