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一

浙江蓝汛

朝新民主主义前进

——论当代人类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及其基本原理和中国改革

唯一正确的目标模式及其国际意义

陈 鼎

(2009年12月)

献给新民主主义学说的创立者、远见卓识的人民领袖##被过滤##；一位逝者的思想

还能点亮人类未来的灯塔，这就是历史伟人。

导 论

打开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978年以来的三十一年间，世界上相继发生了中国改革与苏东巨变，冷战结束但局部战乱不断，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增加，南北差距持续扩大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9.11”事件，恐怖主义泛滥和索马里海盗猖獗，IT泡沫破裂、假账丑闻、油价高企和粮食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低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变化；面对这些遍布全球且日益频繁与严重，直至使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1]的各类事件和变化，人们往往还仅限于就事论事地对其作出评价、相对孤立地分析它们的前因后果，和分门别类地采取相关的对策，却尚未发觉隐蔽其后的共性哲理，即促使它们必然发生的相同原因和内在规律，并得出对人类社会今后一个时期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指导意义的完整结论。
    实际上，所有这些事件和变化都与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即当代人类的社会制度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而上述事变则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或加入到这个更为深刻、宏观、长久和重大的事情中来，并证实着它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其中，中国改革、苏东巨变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本身就构成了这场大变革的前半部分，即拥有世界三成人口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已经坚持了几十年却终被证明是“超越阶段”[2]的社会制度，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来；因为作为这些国家经济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都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3]了，并且“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4]即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也毫无例外可言。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则又在昭示人们，这场大变革的后半部分也正在酝酿之中并即将庄重地拉开帷幕——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也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再也无力适应当代人类的发展乃至生存；因此在未来的三十年到五十年内外，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包括那些刚刚重新找回这一制度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都将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的地离弃这种社会制度，建立一种“新民主主义”[6]或曰“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但是人们不禁会问：何以见得发生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变迁是一场共性的社会制度大变革，而不是只同各当事国有关的孤立事件呢？又何以证明这场大变革还有一个后半部分，并且其前进目标是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呢？
    要想搞清这些问题特别是弄懂其基本原理，自然有待读完全文；不过为了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也不妨先作几点简要的提示。
    第一、前半场大变革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首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7]即“##被过滤##”[8]学说的创立者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未来“社会形态”[9]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搞错了，同时又把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实现目标搞错了，并把它们错误地嫁接在集双重职能于一身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结果，在仅属于“生产力”[9]革命范畴的前者和仅属于“生产关系”[9]革命范畴的后者之间，便就此形成了一种本不该形成亦莫名奇妙的相互关系和联动效应，既令它们之间互为不切实际的实现条件——并且后来又降低了这种实现条件，又让后者成了前者不切实际的实现方式、前者成了后者不切实际的实现目标，还使这一切都成了实际运动。其次，各当事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又没能根据本国的实际纠正这个致命错误并得出正确的新结论，却反而陷入了教条主义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的这种社会制度，甚至还有人因此舍弃了构思十年的合理主张；于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错误便进一步转化为各当事国家的实践错误，好比把一粒粒错误的种子纷纷种进自家田地，却反而彻底排除了另外一种既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相适应、又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直至走向失败。所以说，二十世纪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和国际##被过滤##运动本身的错误所造就的一批本不该出生亦注定会夭折的事物；而既如此，那么这些“社会主义畸形儿”和“##被过滤##早产儿”迟早有一天要被人类历史所淘汰并就此退出世界舞台，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第二、所谓新民主主义也并非一个新名词，而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被过滤##主席早在1939年就正式提出、此后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对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概括和未来社会制度的科学构想；并且对于其中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科学构想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像##被过滤##那样从纯政治学的角度去阐释，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诠释的话，则就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中，劳动者已经恢复了“劳动资本所有者”的本来面目，并在“资本和劳动之间”[10]建立起了一种两类资本所有者的平等合作关系，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劳资两利”[11]原则的特定生产关系即“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被过滤##时代之所以未能如愿以偿，且还是归依了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则正在于，它当时尚缺乏来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并缺少一种经济基础即特定生产关系——尽管它本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但是，今天的人们却可以从任意的角度，把即将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劳资合作制”[12]基础上的这种社会制度，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同建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传统资本所有制基础上的“旧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对比；相信人们的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却有待形成共识并建立起来的今天，人类惟有自觉地依从这种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够亦必然为自己开创一个利益均衡、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环境友好、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第三、这后半场大变革是由当代人类理性的力量所决定和推动的，因而也是不可抗御和逆转的；任何个别的事变都只可能加速或延缓它的实际进程，却无法改变其前进方向和最终结果。反之，假如不进行这后半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变革，那么人类就始终无法摆脱两极分化、经济受挫、政治动荡、环境恶化和恐怖主义的困扰；正如假使没有前半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变革，不仅这些国家的人民还得在艰难困苦中度日，而且人类也还得被笼罩在冷战时代的阴影中一样。后半场大变革的基本内容，就是各国直至全世界都将建立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9]，并以此来取代“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旧资本主义制度；而其本质，则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一项“基因工程”，即找回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本该具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以实现“生产和消费”[13]的平衡发展，直至统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后半场大变革却不以消灭哪些特定的利益主体为目标，而是要改变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下本不合理的利益关系或格局，即对现存的劳资关系、生产关系及建筑其上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伦理作出修正和调整，以便消除那些“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9]，直至把人类从已经变得不可救药的旧制度和旧秩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对于这即将到来的后半场大变革，任何国家、阶级或个人都不仅无须感到担惊受怕，反而还应热忱地欢迎和支持它，并设法使之早日启动和努力加快它的步伐，更何况至少从逻辑上讲，在它的终点上既不会有失败者也不存在任何输家，每一个国家、阶级和个人都将是其受益者，整个人类都将为自己理性的回归和全体的共赢而举杯同庆！
       第四、至于说这后半场大变革究竟何时来临，那还有请诸位从此密切地关注中国；也就是说，改革中的中国将极有可能率先拉开这后半场大变革的历史序幕。这不仅因为中国本来就是##被过滤##的故乡和新民主主义学说的发源地，也不仅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已经愈来愈暴露出它的过渡性和矛盾百出，还不仅因为当前的改革从本质上看，却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对建国道路即到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探索的历史沿革；而且因为，中国只有把以劳资合作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据此调整和推进改革，才能既巩固和扩大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的现实成果，又从根本上克服和纠正由于至今已经步入歧途的改革开放所必然引发且日益严重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尽管目前中国的领导者还不可能先于本文意识到这一点并把它提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形势变化，本文的观点终被认同并付诸行动则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然的话，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就会因为当前的改革既未彻底摆脱过去社会主义信条的束缚、又实际上是在重蹈旧资本主义制度的覆辙而发生较之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深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严重毁坏，并因此陷入一场比某些西方国家更难收拾的看似繁荣昌盛、实则危机四伏的“现代灾难”；所以本文才敢大胆地预言：只要不出大的变故，中国必定会在为期不远的将来并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率先走上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道路，且因此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将这场大变革的两个部分连成一体的国家，而只要中国迈出了第一步，那么榜样的力量就会促使全世界范围的这场变革旋即成为紧随其后的多米诺骨牌。
       马克思说得对：“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4]为此，本文不得不自觉地站在马克思曾经选择过的立场上，即“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5]同时，要把这么多关系人类前途的大道理讲透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事先确立一种科学的研究方式；本文的研究方式概括地说就是“历史逻辑”，而迄今为止对它最透彻的表述，则莫过于恩格斯如下的一席话。“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16]，而“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7]
    勿庸讳言，本文首先是写给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的领导者看的，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在深刻认识改革已面临重大抉择和正确把握当代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既顺理成章又不失时机地尽快走上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在造福于本国人民的同时还成为整个世界后半场大变革的发动机；所以，本文便不得不一方面拿出大量篇幅，系统地回顾和总结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学说、国际##被过滤##运动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和##被过滤##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得而复失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则还得依据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的原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状与前途直抒胸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新资本主义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就是不应该、不适合的，更何况这后半场大变革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因此，倘若其他国家的读者认为本文与己无关而不感兴趣的话，那我就要像马克思那样“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18]而对于中国特别是##被过滤##，则有必要多说几句：“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9]然而“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9]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只能由其主要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眼下的中国，资本却已统治了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一切经济领域、生产资料公有制业已不复存在。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属必然；反过来说，倒退则没有任何出路。但是，资本主义却有旧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之分；执迷前者而不悟，此乃当今中国所有病象的根本原因。因此，若想“科学发展”[20]与“社会和谐”[20]，就惟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而这，则恰是本文力主##被过滤##继承##被过滤##的未竟之业，并尽快“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21]之初衷所在。

浙江蓝汛

第一篇
当代社会主义的自生自灭

第一章  一个搞错了的学说和运动

一、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前提

       前半场大变革的发生，不外乎从反面证明了同样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构成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因此，眼下的问题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社会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成为现实呢？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这种未来社会形态到底需要怎样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呢？既然《##被过滤##宣言》认为“##被过滤##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2]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出发，重新探讨一下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社会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吧。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23]“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24]，“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25]在“分工已经比较发达”[26]的“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26]中，“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26]因此，“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7]
       可是实际上，所谓“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这个命题，却只是针对一切后来的文明民族在原始公社时代的内部经济制度而言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文明民族的形成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则还有当时严格地存在于不同原始公社外部即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土地或领土的私有制。事实上，人类古代社会中某一公社“内部的土地公有制”不仅完全处在“外部的土地私有制”的包围之中，而且还得用战争来顽强捍卫，即如恩格斯所说：“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28]后来，战争又变成掠夺——“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29]不过话说回来，人类从“野蛮时代”[28]迈向“文明时代”[28]的第一步，从而也是促使若干个原始公社或部落最终融合为一个民族的第一步，即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商品交换关系”[30]，却也恰恰是在这种外部的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马克思在深入地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后也曾经明确予以肯定：“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做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31]所以说，正是这种发生在不同原始公社或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把它们之间外部的土地私有制转化成了一种“外部的动产私有制”；在此基础上，便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32]或曰“外部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32]。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的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当成货币用了。”[32]由此可见，某一古代公社或原始部落内部“动产的私有制以及后来不动产的私有制”并不是在其内部自发地形成的，反而是外部的私有制通过交换和分工向其内部进行渗透和侵蚀的产物，恰如恩格斯所说：“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的自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物品。早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交换时，它就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愈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自己消费的部分愈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愈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33]而与这个过程并行不悖的，则是“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34]甚至包括外来移民“很快就都杂居起来”[34],直至使外部和内部的私有制相互融合，且发生了可以真正被视为“内部大分工”的“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35]
       据此可知，私有制是一向就有的，只不过它最初仅仅表现为一种外界的原始状态；而其本质，说穿了则就是高等动物的领地意识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然渗透。所以说，不是分工造就了私有制这个“产品”，而是分工和早于分工的商品交换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不仅如此，私有制还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36]的基石和处理“人对自然的关系”[37]直至推动自身进步的巨大杠杆。
       然而，正如商品生产本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但商品生产一旦形成却又反作用于商品交换，即“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38]一样；分工即“社会分工”[39]在它和私有制的关系中也不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而是当它一旦产生出来，便随即构成了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的基本条件。这是因为，分工在它存在的历史阶段上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它的基础私有制；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保证分工的存在直到它完成历史使命。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分工的论述也同样带着批判的色彩；可是这却并不妨碍人们从中领略分工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他们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最后，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人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社会生活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40]
       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就是：“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41]由此可见，在分工已经构成私有制存在的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若不首先消灭分工就休想消灭私有制，正如在商品生产已经构成商品交换的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要想消灭商品交换就必须首先消灭商品生产一样明白。在有些场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消灭分工直接定义为“消灭劳动”[42]，即消灭同分工相联系的或曰“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43]，而不是指“劳动本身”[44]；因为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5]
       据此可知，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社会的实现条件其实就是消灭分工，而与之相适应的实现方式其实也就是“自然到来”；因为显然，消灭分工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46]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并非人的意志行为所能强求的。所以总起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即作为接替资本主义社会而出现的这种社会形态，还须依照他们自己最初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途径或程序而自然诞生；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47]这番道理，同他讲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7]完全一模一样；至于说为社会主义或##被过滤##社会所必备的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究竟该是怎样的，则相信今天的人们已不致难于想像了。这就是：首先，标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科学技术装备本身必须已经高度发达和普及，并直接构成了人类脑力、体力和综合劳动能力的足够拓展和延长，以至于能够全面代替人类并超越其固有的生理极限去胜任更加深广领域里的更加浩繁复杂的工作，从而使社会真正“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24]；其次，社会的生产方式亦全部实现了智能化和自动化，并且能排除所有的人为因素对其中间过程的干扰和阻隔，以至于足以让“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48]，而人类此时也破天荒地把自己从过去必须身体力行的直接生产和流通领域彻底解放出来并提升到了所有物质生产和供给系统的终端控制地位。
       一旦社会具备了这种性质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分工也就不复存在了；反之，也只有在这种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支配下，分工才可能被消灭。因为分工本身不过是人类必须亲自进入生产过程并从事差别劳动的产物，而眼下这些劳动却已全部让渡给了各种专业的生产工具，并使人类退出了直接生产过程；所以对于这时的人们来说，不同的工作都只表明劳动内容或门类的差别，但就劳动的具体形式或现象而言，所有的人却都从事着相同的即无差别的“终端劳动”。也就是说所有的生产劳动本身，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的，实际上都只需通过人人都可拥有且越来越先进的某种终端控制手段便可完成；因此，这时的生产劳动本身也已变得十分轻松和简便，而劳动形式的同一性又决定了不同内容的劳动可以随时在不同个人之间相互顶替和转换。这是一种全新的，即同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过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迥然不同的经济形式或形态；为此，我们不妨借用“自由王国”概念中的“自由”二字给它起一个专业名称即叫做“自由经济”。其真实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9]
       随着这种自由经济的普遍实现，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所有的人都将平等地获得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终端支配地位和权利，并从而彻底结束人类控制同类或者被同类所控制的历史；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也能够自觉地向社会提供“各尽所能”[48]并不计报酬的无偿劳动，以换取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定范围内所有人的无偿消费和全面发展。这时，一切以分工的存在为前提的“经济关系”[50]，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等等，以及各种与之相联系的“经济范畴”[46]，诸如商品、交换、价值、货币、资本、所有权、私有制等等，自然也就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存在了，即如恩格斯所说：“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1]而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以没有阶级和国家、“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48]、“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52]、“社会生产内部的无ZF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53]、“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4]……等等特征为标志的科学社会主义或曰##被过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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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始错误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这种未来社会形态自有其特定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即消灭分工和自然到来；那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社会不可能撇开由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这种固有条件和方式去实现。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55]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社会也只能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无须人们的主观意志介入其间；否则它就必定不科学，即是某种人为杜撰和违反自然的东西，“而不管其设计者的蓝图主观上是怎么画的”[56]。但是，正如历史已经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在原则上也承认这种未来的社会形态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却又从来没有对它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及所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作出过专门、准确而又完整的科学界定；不仅如此，他们还反而在几乎所有的关键场合，都把这种社会形态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错误地联系在一起，即力图以“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2]为条件并“用暴力##被过滤##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57]这种强制的方式去实现。而这么一来，原本还能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学说科学内涵的全部要义，便统统被弄得南辕北辙了；因为秉承这后一种错误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完全可以人为地塑造出一种与其本来面目毫不相干的社会形态来。
       例如关于消灭阶级和国家：若照前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去理解，那么它们便理当是“自然消亡”，即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58]“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24]“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59]“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58]但是若照后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来理解，那么自然消亡则就变成了“人为消灭”，亦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所说：“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被过滤##。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60]“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61]
       次如对于社会主义、##被过滤##革命的世界性和阶级性的理解：若依前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那么它就必然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62]，而不可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57]；因为这场以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为先导的革命本身就无国界，并且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阶级灭亡的历史过程。然而，若依后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那么它的性质就必然恰好相反，即只是一些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因为这种革命并不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直至消灭分工为条件，反而以每个当事国家的无产阶级##被过滤##资产阶级的统治为条件。当然，恩格斯也曾预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被过滤##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的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62]然而，这不过是因为马克思和他已经事先为这种革命附加上了生产力革命的性质，即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63]所以正像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这些革命并没有成为一场世界性的革命，而是虽有某些共性特征和国际联系，但本质上却还是各当事国家的内部事情；同时，恩格斯的这个论断本身，也因为其实质就是试图把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人为地捏合在一起，并从而被证明是一个在实践中注定不会兑现的结论。
       又如关于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52]即“公有制”[64]，和社会生产“有计划”：当我们按照前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去理解时，那么它们便应当是“没有谁再有必要和可能去占有生产资料”即“无所有制”，和一种“自然状态”；但是当我们再按照后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来解释时，那么它们则就分别变成了“强制性地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共产”，以及一种“人为手段”。据此可知，后来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推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其实正是这后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的必然结果；不过，亦正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其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即消灭分工和自然到来的产物，所以到头来不还是都云消雾散了吗？同时，计划经济的本质也并不在于其有计划，而是在于其不顾客观规律、全凭主观意志和行政手段安排国民经济；因此，作为一种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社会经济模式，其更为准确的名称理当被叫做“行政经济”才更加符合实际。
       更如关于消灭分工与消灭阶级之间的逻辑关系：倘若按照前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去理解，那就是前者决定后者；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58]可是倘若按照后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来解释，那它们之间就可以不存在什么必然联系；因为在这里，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并从而消灭了它自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意志的体现。
       再如关于在这种未来的社会形态中是否还会保留交换、价值和货币的问题：若依前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去理解，那么在这种随着消灭分工而自然到来的社会形态中自然就不可能继续存在由分工本身所决定的交换、价值和货币；但是若依后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来理解，那么由于这种社会形态本身并不是随着分工的消灭而自然到来的，所以它也必然会存在着交换、价值和货币。实际上，原来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即在其国民经济几十年运行的过程中从来也不曾消灭、反而必需保留和利用这些经济范畴；至于说它们在那里都表现得并不充分和全面，则不过是因为，在行政经济支配下，这些经济范畴本身也必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被人为地改头换面并以压抑的形态存在着”[56]。所以，为什么马克思曾经预言“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52]，但事实上却不仅不符合、反而还严重地违背了后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实际？就是因为这个论断本身，不过是由于他从未料到所谓“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依其实现条件和方式的不同完全可以区分为“以消灭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和“不以消灭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两种情形，从而是否依然存在交换、价值和货币也必然相应地存在两种情形所作出的一个以偏盖全的结论。
       还如关于社会主义和##被过滤##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假使按照前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去理解，那么社会主义和##被过滤##就理当是同一回事，只不过前者即是科学社会主义并针对“空想社会主义”[65]而言，而后者则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因为这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起点，即都是以消灭分工为条件并作为自然接替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形态，同时在这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自然也就丧失了历史可能性。但是假使按照后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来理解，那就势必人为地开凿出一个“这样的##被过滤##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2]而这两种不同阶段的##被过滤##又确需两个不同的名称来区别；于是，“社会主义”概念便从此被从“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中提取出来并赋予了它专门用来表示上述“##被过滤##社会第一阶段”[48]的特定内涵，而“##被过滤##”概念则从此身兼两职，既同“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一起泛指包括##被过滤##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在内的整个##被过滤##社会，又特指后来的“##被过滤##社会高级阶段”[48]。同时这么一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也也就凸现出来了，即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被过滤##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66]更何况，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也已经通过实践并从反面愈加充分地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67]“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8]。
       复如关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48]这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要是按照前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去理解，那么包括这两者在内的“分配”这个经济范畴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供给”；因为分配本身只有在生产力尚欠发达，从而所提供的物质或精神产品无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需要的条件下才有必要和可能。但是在未来的自由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形已经消失，更何况这时人类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只需考虑如何发展；因此，这时的人类也就不再需要分配这个环节了，而生产与消费、劳动和需求也将以最直接的方式衔接在一起。可是要按后一种实现条件和方式来理解，那么由于这种未来的社会形态本身就包括了两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前一个阶段又显然还得存在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这两个不同阶段在生产与消费、劳动和需求的联系方式上的本质区别，便还得保留分配并把它分别同“按劳”或“按需”搭配在一起。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为什么会把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社会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搞错呢？即，他们又为什么会撇开其固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而把它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直接挂起钩来呢？
       关键就在于他们都认为，“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69]的“产业革命”[69]，就既已经为这种未来社会形态提供了必备的生产力，又同时造就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70]，正如《##被过滤##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1]“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72]而恩格斯则指出：“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的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73]因此，“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73]他们还指出：“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74]“工人没有祖国。”[75]正是这种错误的“基本判断”，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被过滤##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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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始错误的后果及其根源

       这个错误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方针，既标志着已经被搞错了实现条件与方式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的最终形成，又构成了已经被搞错了实现条件与目标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从理论转向实践的起点；因此，这个错误的基本判断和方针既堪称是一个包含在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学说中的全部原始错误的理论结晶，又堪称是一块位于以往全部国际##被过滤##运动历史发展起点上的奠基石和指路标。不过在这里，细心的人们还是能够发现夹杂在上述基本判断和基本方针之间，并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两种本无关联的社会事物拼接起来的，其实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逻辑漏洞，即：既然社会主义、##被过滤##社会的实现条件本身已经成熟，为何还需要无产阶级请出暴力这个“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76]？反过来说，需要通过施加人为的暴力手段去实现这件事情本身，不是恰恰表明社会主义即##被过滤##社会的实现条件还远未达到瓜熟蒂落吗？而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直接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另外一条基本原理，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7]并因此“把人类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与一定范围内人们的主观意志相互混淆起来”[78]；亦正是从这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和##被过滤##的社会理想便正式被通过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而同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牢固地嫁接在一起，从而绵延此后一个半世纪，并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无到有，却又基本上被迫在本世纪内走向溃退的国际##被过滤##运动，便正式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学说和以往的国际##被过滤##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被过滤##的科学构想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错误结合的产物；并且这个错误还是由两个方面的错误构成的：一是把前者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搞错了，并致使其失去了本来的科学性；二是又把后者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目标搞错了，并致使其难免步入谬误的歧途。而这个错误的基本内容和实质，说穿了，就是试图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逾越性并用一种超前的社会形态强行取代之；或者是企图把一种未来的社会形态在其得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尚无从谈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迫不及待地搬到现实生活中来。
       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一旦转变为国际##被过滤##运动，它本身便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惯性即思维定势；而其实质，则是使上述错误的基本判断和方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坚持，以致屡屡失去拨乱反正的机会。例如直到1877年，恩格斯还在重申：“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79]在《反杜林论》中他又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80]而在《##被过滤##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则重申了马克思和他在1872年英文版序言中的观点：“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81]直到1892年，恩格斯还在认为：“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82]
       但是，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会提出这个错误的基本判断和方针，并把一种科学构想同一种阶级革命嫁接起来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既搞错了前者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又搞错了后者的实现条件和目标，并把它们拼接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及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两大局限性；这就是由阶级性决定的阶级局限性和与历史相联系的历史局限性。
       所谓阶级局限性，是说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三个组成部分”[83]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83]在内，本身就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且是“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84]；特别是其中最为激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即##被过滤##学说，更是从一开始便同时被开宗明义地确定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69]而“社会主义者和##被过滤##者（则）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85]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仅就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而言确以正确成分为主，而社会主义即##被过滤##学说若仅作为一种关于自然接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亦符合而不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当这两者都被当成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并为此目的服务时，就难免受到无产阶级固有的立场和利益的牵制、利用和干扰而发生种种倾斜、变异和扭曲，并派生出一系列体现着本阶级主观意识、意志和意图的偏颇认识。而这些带有无产阶级成见的立场、思想、观点和方法，却又偏偏同上述基本原理和科学构想不分彼此地相互缠绕、搅拌在一起；事实上这种情形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比比皆是，并从而暴露出其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的不彻底性和科学构想本身的不科学成分。
       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它就只强调其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并因而不合情理的一面，即所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6]却反而有意忽视或者淡化它作为人类社会必经的发展阶段，并从而既不可避免和不可逾越、又确实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面。正是基于这种偏激和狭隘的认识，遂使得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始终没能发现资本的本来面目，并因此彻底排除了建立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让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历史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又不合时宜地主张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建立的历史关头例如1848年的德国，无产阶级只要有可能亦应当把资本主义革命立刻变成##被过滤##革命的“直接序幕”[57]。又如对于无产阶级自身：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客观公允地把它视为资产阶级的对立统一体，并且二者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互融合直至同归于尽；却反而既把它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绝对化，又人为地拔高了它的历史地位，即赋予它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历史主动性”[87]。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88]正确地设定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即把无产阶级的解放现实地理解为工人阶级应当在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等一切方面，都获得和享有既符合自身特定的经济地位、又与资产阶级完全平等的民主权利，并为最终建立这样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却反而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即“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72]“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70]并宣布：“让统治阶级在##被过滤##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89]
       所谓历史局限性，则是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克思主义还只是诞生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早期阶段，当时，即使对那些最先进的国家来说，尽管“原始积累”[90]已经形成规模，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却大多并未全面地战胜封建势力而牢固地站稳脚跟；因此，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它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它内部各种矛盾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真实面目等等，都还远不可能被人们充分地把握。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既没有机会看到这种社会形态对生产力的容纳能力即社会生产力在其内部所能发挥的最高水平，迄今为止便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们当初的想象，并从而只能对它的发展态势和实际寿命作出主观唯心即经不起实践检验的错误估价，更没有机会看到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对无产阶级解放真正产生实际效果的斗争形式，却正是他们生前并不看好亦从未摆在主导地位和作过深入研究的工人阶级民主运动，况且这种运动又不但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反而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构成了它在原有框架内不断进行自我修复的动力机制；因此，他们也就难免一方面把这种社会形态当时已经暴露的种种矛盾错误地当成了它行将就木的信号，另一方面则从当时法国和德国空前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受到启迪，即把社会主义、##被过滤##社会取代作为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对抗形式”[9]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无端地同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即一种对抗形式取代另一种对抗形式的历史过程相类比，并从而把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做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和领主那样性质的阶级斗争，直至把无产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错误地插上了基于生产力革命的社会革命即##被过滤##革命的标签。
       历史局限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即##被过滤##社会的科学构想，同这种社会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本身还相距遥远，因而不仅不可能那样准确和贴切，还反而难免被打上当时社会的烙印，并因此带有极大的曲解成分，尤其是他们对消灭分工的阐释，更是违背了它本应有的基本内涵；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在##被过滤##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人、牧人或批判者。”[40]可是，这实际上却不是消灭分工，更何况这种情形即便在并非##被过滤##历史时代的今天其实也已随处可见；因为在这里各种分工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同一个人可以有所“自愿”地在不同分工之间进行挑选和转移。然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消灭分工直观地理解为这件事情本身，即像本文那样理解为无差别的“终端劳动”，却反而误解成了“消灭‘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48]的社会条件”；而这么一来，所谓的消灭分工顷刻之间便借助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而从一个生产力范畴变成了一个生产关系范畴，即不必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反倒可以理解为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的直接结果。于是，所有与之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便统统可以被颠倒过来了：本来是要想消灭私有制就得首先消灭分工，而现在却可以变成要想消灭分工就得首先消灭私有制；本来是“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91]，而现在却可以倒置为只要消灭了阶级便可以消灭分工。难怪他们的社会主义、##被过滤##社会并不需要通过消灭分工去实现；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便可进而消灭分工。
       据此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会既搞错了这种未来社会形态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又搞错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目标并把它们人为地拼接在一起，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身难免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共同作用的直接结果；而且，这两者之所以会结合的如此紧密甚至还能转变为实际运动，则又是因为，从这两大局限性的共同作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是分别作为国际##被过滤##运动的目的和手段，并使之产生了实践功能的两大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前者即如恩格斯所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7]而后者，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总结的：“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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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蓝汛

第二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无到有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的错误也曾有所觉悟和反省；特别是恩格斯，他在逝世之前还专门针对上述错误的基本判断和方针作了检讨。对于前者，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以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93]而对于后者，他则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94]然而令人惋惜的却是，这个自我批评不仅来得太晚，而且其深刻性也远没有达到彻底的程度；因为它只否定了上述错误的基本判断和方针，却没触及导致这个错误的理论前提和思想根源。事实上直到最后，马克思主义也没能纠正既搞错了社会主义、##被过滤##社会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各自的内在规定性，又把他们彼此对接起来的原始错误；更没有既彻底澄清这种社会形态本该具有的历史前提，又把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和“方法”全面纳入符合同时代要求的轨道。
       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晚年，即当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似乎已经消沉下去——其实从工人阶级民主运动的视角看问题，这一运动不仅从来没有消沉而且直到今天还连绵不断，发生在2002年的美国西部海岸港口工人大罢工即封港事件就是明证；当然反过来说，这种民主运动正是由于受到国际##被过滤##运动的干扰，并一直缺乏既符合其本性又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亦因而从未达到过它本来可能达到的高度——的情况下，却反而异想天开地把目光投向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却“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95]的俄国，即寄希望于俄国的无产者届时能够抓住机遇从中崛起，并因地制宜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96]；为此，他们曾满怀憧憬地在《##被过滤##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写道：“《##被过滤##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被过滤##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被过滤##发展的起点。”[97]
       可是，隐蔽在这个希望背后并且支撑着它的，却显然仍是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牵强逻辑，即：既然科学社会主义、##被过滤##社会可以通过“用暴力##被过滤##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种强制的方式去实现，那么所被##被过滤##、取代并加以改造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或曰哪一种“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因此，这种未来社会形态的历史起点、实现条件和取代的对象便可以再从本来固然不够条件的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后退与变更到虽说工业革命已经兴起，但是整体看来却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史前时期的某些国家。所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俄国革命的这个希望无论在他们全部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中还是在以往全部国际##被过滤##运动的发展史上，又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因为其实质内容就是以上述错误的实现方式为凭据，又降低了这种未来社会形态原本错误的实现条件，从而也就是凭借上述错误的基本方针进一步修改了上述原本错误的基本判断。从此，国际##被过滤##运动便被导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而马克思主义也终于被列宁主义继承下来；于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错误理念与实践，便被向着其目的地和最终必然导致的错误结局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
       果然，二十世纪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无例外，都不是从其“旧社会的胎胞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反而正是由这种一再降低的实现条件和强制性的实现方式彼此契合、共同作用的产物；因为只要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都是被人为地从外部植入或灌输进去的，即是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本国社会全面改造的结果。而之所以只有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做到这一点则又因为，这些国家在此之前都有着大致相同却又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大相径庭的社会历史背景；当然其中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原来的民主德国即东德，可是东德竟然也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更加证明当代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人为而非必然的吗？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社会历史背景概括地说就是：首先、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尚处在从过去的封建社会向未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转变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到了资本主义革命的最后冲刺阶段，更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的通常秩序。同时在外部，又都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压力，有的正进行对外战争或遭受外来侵略，例如俄国与东欧各国，有的则正在或已经沦为殖民地，例如中国和亚洲诸国；这些不同形式的外部民族矛盾一方面必然激化国内业已存在的各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则势必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卷入到整个社会的变革中来。其次、这些国家当时的阶级状况，也远没有进化到如《##被过滤##宣言》所描述的：“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98]而是还保留着与上述过渡状态相联系的其他许多阶级成分，特别是包括雇农、佃农在内的贫苦农民在社会总人口中还仍然占据着绝大的比重，而不是大多已被工业革命所吸收。再次、贫苦农民既饱尝了封建社会的深重剥削和压迫，有承受着战乱带来的社会动荡，因而便同无产阶级一道具有了极大的革命性；同时，这个阶级又人口众多，并从而既构成了民族斗争、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又决定着革命阵营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99]。最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包括后来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已建立并较早投入和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各种方式逐步建立并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更是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和后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所无法比拟的。
       所有者一切，都为各当事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最终领导本国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因为正是依托这些最基本的条件，才可能演绎出对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建立具有决定意义的四个“历史性大衔接”。
       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同农民阶级的解放运动的历史性大衔接”：即在这些无产阶级的人数相对较少的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为取得革命斗争胜利，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团结农民，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既为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提出、又完全符合贫苦农民要求的土地革命纲领；尤其是中国##被过滤##，鉴于本国无产者“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100]更是在自己的辖区内全面推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革命。因此，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便自然受到广大农民普遍、真诚和热烈的拥护；从而农民也就自愿地集合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下甚至成为其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工人农民的阶级革命同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性大衔接”：即由于工农联盟的不断壮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便终于获得了一种能力，或者可以在这个革命胜利之后又随即##被过滤##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例如在俄国，或者可以接替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执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例如在中国；总之是因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功地团结了广大农民，从而改变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直至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革命以及民族革命真的变成了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并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于是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被过滤##的科学构想同正在或正待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现实社会的历史性大衔接”：即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已##被过滤##了封建统治并且实现了民族独立，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国家政权则又为本国摆脱作为常规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有了这种得天独厚的时空条件，无产阶级政党便可以仿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对整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这种改造才得以进行。
       最后，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力同小农阶级固有品性的历史性大衔接”：即要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只对已经无力反抗的剥削阶级进行镇压和剥夺所能办到的，而是还有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即必须引导农民尽快走上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可此时，已经分得土地的农民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革自己的命，即被迫交出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并从而一举打碎几乎所有的人发家致富的美梦。但恰在这个紧要关头，这些国家当时的社会环境却再次成全了无产阶级政党，即为它提供了两种现成的政治合力，以致使它终于完成了对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是它已经获得的政治领导地位和小农对其本能的接受、二是它已经掌握的国家行政权力和小农对其本能的服从；因为犹如“一袋马铃薯”[101]似的小农，只是一个注定不能成为领导而只得听命于他人的“不完全形态的阶级”。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既然小农们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但是）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ZF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01]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安家落户，无一不是因为有了类似于降低了门槛那样的实现条件；而倘若把这些实现条件再同《##被过滤##宣言》提出的实现条件作一对比，其得天独厚之处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些国家当时的经济状况非但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发展的似乎“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反而恰恰是这种生产关系连同它所适合的生产力还没来得及充分发展；因此，所被##被过滤##的生产关系固然也包括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甚至还带着封建痕迹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占主要地位的却是正该淘汰的封建所有制，及大量分散的个体经济。第二、农民阶级功不可没，它不仅事实上并不“是保守的”[102]甚至“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102]，还反而构成了整个革命过程的主要参加者并起到了不可缺少的实际作用；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过程本身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运动”[103]，反倒是一种由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共同参加，即以工农联盟作为其阶级基础的运动。
       至此人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被过滤##社会第一阶段”即使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事实上已经“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之后，却仍然并终究没能在西方那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反而只能在那些落后得多的东方国家建立起来；可是话说回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个尤为尖锐、严峻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已经毫不留情地凸现出来了，即这种凭借一错再错的实现条件和强制的实现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当初所设想并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理想的那种科学的社会主义或##被过滤##社会吗？！

[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4-29 11:03 编辑 ]

浙江蓝汛

五、美好理想换来的糟糕现实

       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性特征、基本内容和客观效用又究竟是什么呢？进一步说，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到底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实际后果呢？
       纵观这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共性特征和基本内容，无一不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致构想，纷纷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经济体制，即“公有经济＋行政经济”；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客观效用又实际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它固然彻底##被过滤##并结束了在这些国家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自然经济”，二是却也同时排斥和取代了作为人类社会同期发展阶段上必不可少的“资本经济＋市场经济”。因此，尽管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旧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也有着一定的优越性，例如它一是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并因此实现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平和安定、二是保证了民族经济的独立性并从而免遭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奴役、三是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源的集中调配办成一些过去时代无法办成的大事等等，而这一切又都有限地迎合了这些国家当时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和大多带有恢复性质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但是倘若冷静地分析，并从前瞻的角度全面衡量，特别是同这些国家后来被迫找回亦本该是同它们当时的产业革命即大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的“资本经济＋市场经济”相比较，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却实际上是弊大利小而得不偿失的，并事实上使这些国家包括其执政党、ZF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亦不得不为当初这种貌似超前的革命举措和与之相伴的火热##被过滤##而吃尽了苦头，即付出无可挽回的沉重代价。
       首先、既然否定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客观必要性，自然也就同时排除了与之相适应并活跃其中的全部经济规律，包括商品所有权规律和资本所有权规律、商品价值规律和资本价值规律，以及责权利相统一的事权规律等等，而这也就不能不一方面造成产权不清、责任不明、资源配置缺乏根据、经营者的自主权利被剥夺、劳动者的劳动同其贡献和实际利益相脱节等一系列弊端，并从而从根本上束缚、压抑和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致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从此丧失了发自内部的原始动力和约束力，反而“只得靠政治、行政和教育等非经济手段来维持”[12]；另一方面，则令这些国家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势必在毫无客观法则可循的条件下进行，既可以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空泛的生产关系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一相情愿地把劳动人民统统##被过滤##起来并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即管了许多在事后看来是“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又不得不培植起一个既无所不管又臃肿庞大的行政体制和##被过滤##队伍并从此形成了“吃饭财政”，还可以凭借行政经济的支配手段全然不顾主客观条件地盲目冒进和蛮干，以至于赫鲁晓夫与##被过滤##还分别提出了苏联“二十年内基本建成##被过滤##社会” [104]和中国“七年超过美国”[105]这样头脑发昏的目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组织经济建设，其后果自然是不堪回首；因为经济规律尽管看不见，可是一旦违反则必然遭到它的惩罚。例如，苏联就先后发生过分别因为过量征集粮食和肉类的错误所导致的1932年至1933年、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一千万”[106]的“乌克兰大饥荒”[106]，和1959年至1960年的“梁赞州事件”[107]；而在中国，则发生过由于“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所导致的1959至1961年全国范围内“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108]，并从而旷古难觅的“三年大饥荒”[108]。
       其次、既然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一开始就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凭借已掌管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对旧的经济基础施加了强有力的反作用即进行了全面改造的结果，那么要想让它一直在最初设定的轨道上运行而不致改变性质，就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既至高无上又绝对权威的上层建筑，并不断为经济基础的巩固施加强有力的控制措施才办得到；可是这么一来，建设一个既同现代国家相适应、又以高度民主和健全法治为标志的上层建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却反而只得依靠一味的政治高压和思想灌输，并由此形成了党权、政权对广大人民民主权利的掩盖、排斥、包办和取代，以致使得作为本制度初衷的“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在实践中也完全演变成了“党和ZF代替人民当家做主”甚至“做了人民的主”。仅就思想灌输而言，例如在中国，就曾经发生过为了不断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却不惜提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违背自然常识的政治口号来教育农民，并且“前后宣传十几年，蒙倒公众一大片”[109]的怪事；而在苏联，则发生过1986年，却仍积压着1969年至1983年间出版、总量多达几百万册的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著作、苏共纲领和大批领袖画像、宣传册和画册等一大批政治宣传出版物，并不得不作废纸处理[110]的笑料。不仅如此，这种扭曲变形的政治格局还势必使这些国家从旧社会遗留下来且枝繁叶茂的家长制与宗法制、官本位制与王权思想、人治法则与长官意志、权力依附关系与个人崇拜等等大量的封建糟粕不仅长期得不到有效清除，还反而渗透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直至构成了这种社会得以生存和运行所必须依仗和利用的重要因素，例如在苏联和中国，对斯大林和##被过滤##的个人崇拜，就分别都达到过狂热的程度；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的领导阶层中，又滋生出了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级特权、形式主义和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并从而导致各级党和ZF部门逐渐养成了既高高在上又惟命是从的陋习，制度性地脱离群众，自觉不自觉地漠视、限制甚至压制人民的民主权利，直至使得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例如在中国，历史证明梁思成、黄万里、马寅初等人的意见当初都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111]
       再次、既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和弊病，而被它取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真的丧失了生命力，那么，当这些缺陷和弊病充分暴露出来之后，在人民群众中便难免产生或明或暗的怀疑、不满情绪和各种各样的合理诉求，以及新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并从而既与现行制度相冲突又对它构成潜在威胁；因此，这些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级党和ZF部门便只好时刻保持高度警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被提升到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阶级斗争、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并不断同这些情绪、诉求和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以求全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而这也就不能不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总是与行行##被过滤##的政治运动为伴，以至于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和效率则在这些无谓的内部斗争中白白地消耗掉；另一方面，这种紧张有余的政治氛围又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并因此诱发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各种政治事件，或者致使党和国家稍不留神便会铸成大错。其中，前者以中国为最，即自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至1976年的二十年间，就先后发动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2至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1966年并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且当这场由“以阶级斗争为纲”[112]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13]为宗旨的全面内乱终了之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则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后者则几乎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平分秋色，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的波兹南事件，还有1976年中国的所谓天安门广场##被过滤##事件，就是其中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事件，而1937年苏联的肃反扩大化、1957年中国的反右派斗争和后来对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2]的揪斗和批判，则是其中既有国际影响又伤害面极为广泛的严重政治错误。
       又次、既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人类社会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的身份‘超然降临’到现实生活中来的”[56]，而且它本身又既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水火不容、又毫无前人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那么它对外，就必须始终同资本主义世界划分界限，并随时防范和杜绝一切资本主义因素的侵扰和腐蚀，而在内部，则“不免会发生宁可用理念来纠正实践，而不愿为现实来牺牲理想，这样更为深重的错误”[56]。其中，前者导致了这些国家只好关起门来搞建设，既无法及时汲取虽说来自西方，却实际上是人类共同财富的先进科技、文化和管理经验，又无法有效地利用国际间广泛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来发展自己，以至于使得其经济独立的初衷在实践中却几乎变成了闭关锁国，更何况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还难免让这些国家既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并从而变得盲目自信和自大，又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更加拉大了它们同世界先进国家整体水平的差距；而后者，则导致这些国家总是刻意地掩盖自己的阴暗面，有时甚至到了不择手段和排斥异己的程度，例如在苏联，就曾发生过大文豪高尔基受当局指派去视察索洛维茨岛劳改营，尽管因为从一个十四岁男孩口中探得实情而悲痛得“泪流满面”[114]，但迫于高压却还得撒谎欺骗世界，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因对苏联现状进行批判而被劳改八年，尔后又被驱逐出境流亡海外二十年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与愿违、矛盾百出和欲速则不达，并使得由斯大林表述的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115]，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5]在实践中尤其是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亦不仅根本不曾兑现还反而完全改变了模样；所以事情并非如恩格斯所说，即使不消灭分工，“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ZF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53]
       固然，如果只看表面现象，那么某些国家在某个阶段上也的确曾创造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这实际上却是以破坏经济发展规律为代价和通过水准低微的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换来的。而一般的状况则是：基本经济关系已经严重失调并形成了“短缺经济”，生产力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下，科学技术总体水平提高不快，产业结构日益老化，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部分人还长期清苦，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出现了停滞或倒退；整个国家尽管表面上红红火火，可那其实则是被一种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打发得团团乱转，而本质上却已变得日趋僵化、封闭、落后和保守，甚至以一种方式和途径消灭了的社会不公平、不安定因素反而又从其他途径和方式产生出来，民主法治进程亦基本上陷入了止步状态……
       当然，这些国家也不都是铁板一块，亦有几个国家，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曾经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进行过一些改革，并且其价值取向亦大多包括扩大企业及其他劳动组织的经营自主权和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两个方面；其中，首开改革先河的当属南斯拉夫，即仅在建立“公有经济＋行政经济”四年之后的1950年，便顶着苏联的压力确立了兼有市场经济成分的“自治市场计划经济”体制，再到后来，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也陆续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由于这些改革仍然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有框架内进行的，而不是旨在从根本上匡正这种教条而死板的经济模式；因此其客观效果也只能是喜忧掺半，即在取得某些成绩的同时却也带来了某些经济紊乱，故最终仍难免走向一场彻底的变革。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和国际##被过滤##运动本身就孕育和携带着一颗错误的种子，只不过当前者尚未全面兑现和后者仍处在革命阶段时，这粒种子所包含的原始错误亦始终无法表现出来并权且作为一种未经实践验证的崇高理想存在着；但是，当前者一旦全面兑现和后者一旦在某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并转入建设阶段时，这颗种子及其所包含的全部原始错误也就随之落地生根并以一种现实的形态毫无保留地展现开来了，而这，则正是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畸形儿和##被过滤##早产儿。

[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4-29 11:07 编辑 ]

浙江蓝汛

六、大变革过后的回顾与思考

    现在，前半场大变革既已大体尘埃落定，我们也该回过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被过滤##学说、以往的国际##被过滤##运动和当代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理论总结了；为此，我们必须站在现实的历史高度上，以事实为依据并贯穿历史逻辑，剖析一下那粒错误的种子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性质，并对前半场大变革及相关问题作出结论。
    第一、那颗种子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本身，并来自它既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又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这种双重职能；而其中的原始错误，则是由于这一学说把本无关联的两种事物通过一种错误的判断和方针牵强地捏合在一起所必然产生的一个内在矛盾，即其科学性与实践性相背离。因为显然，要想使这一学说作为一种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成立，就必须赋予它科学的前提，即找到这种社会形态本该具有的消灭分工与自然到来的实现条件与方式，但是这么一来，它就势必丧失其实践性即不能再成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反之，若想使这一学说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成立，就必须赋予它实践性或曰可操作性，然而其后果，则是势必改变社会主义、##被过滤##社会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并因此牺牲其科学性直至导致建立一种错误的社会形态即变态型的社会。据此可知，这个原始错误即内在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与生俱来并无法克服的；反之，要想革除这个错误即矛盾，就惟有把这个学说及其双重职能一分为二，并形成两个独立的学说。其中，一个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被过滤##社会的科学构想同这种社会形态本该具有的实现条件和方式有机衔接起来的“新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即如本文前面所做的那样；而另一个，则是把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同这个历史时代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另一个“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亦像本文后面所做的那样。同时人们还可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尽管同前辈们的有所区别，却到头来还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固然有幸转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人类实践活动，却终究未能逃脱空想社会主义的命运即以其全面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如果说，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教条和‘封建的社会主义’[54]”会让那些至今仍未摆脱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并深深怀念着它的人们难以接受的话，那么称之为“与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伴的社会主义 ”则绝无任何贬义并理当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它们既是由于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被过滤##社会第一阶段阴差阳错地搬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早期的产物，又的确因此承袭了封建社会特有的##被过滤##内瓤，并且一道构成了这种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也正是上述那粒错误种子的全部实践内容之所在。并且，这种由人工打造的特殊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常规发展序列中又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特定地位，而如果一定要说出其准确历史定位的话，那也只能算是“人为镶嵌在资本主义时代并暂时脱离人类社会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过渡的社会形态”；因为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建立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它最终的归宿合在一起，已经无可争议地表明，它们的产生和存在不过是这些国家从封建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段插曲，而且是一段并非每个国家都会经历的插曲。同时，它的历史作用也相应的表现出一种两面性：即同封建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它的确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优越性，否则它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并事实上存在了几十年，而这也正是这些国家为什么总是习惯采用今昔对比的办法来显示这种社会制度“无比优越”，并借以平息人民群众某些怀疑、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但是若站在其现实历史归宿的立场上看问题，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却又堪称是横亘在这些国家通往资本主义必经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难以逾越的人工屏障，并因此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挫折，而从这个角度看，其作用与影响又无疑是负面和消极的，并已被历史所证实。
    第三、导致前半场大变革必然发生的决定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即内因和外因；因为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打破这种社会制度的僵化、封闭和保守。在这里，所谓内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及其代表人物在经历长期实践并遭受了种种磨难和教训之后，不能不对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进行深刻反思、重新认识并寻觅新的未来发展之路；而所谓外因，则是来自东西方之间的强烈反差，即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在综合国力、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遥遥领先，并从而对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外部震撼和影响。但是，由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情、国情不同，所以变革的方式也不同；大体上，依其党群关系可分为两种方式，即“主动渐变”和“被动激变”。前者如中国及亚洲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整体上说，尚能正视和纠正自身的错误并顺应人民的改革要求；所以，这些国家才可以较快地形成社会共识，并在其执政党和ZF的领导下走上一条自觉主动、循序渐进和有条不紊的制度变革之路。而后者则如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其政党本身已经脱变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即彻底背叛了人民，从而也就丧失了主导变革的能力；因此，这些国家的制度变革就必然会采取一种被动和激变的方式，即推举出新的政治代表，并且伴随着政权的更替和剧烈的社会震荡。例如在苏联解体前夕“对苏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8％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到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116]同时，苏联大学生也普遍认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110]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变革的方式大不相同，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制度变革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内容和实质，即都是废除了“公有经济＋行政经济”而确立了“资本经济＋市场经济”；故此，本人实在无法苟同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从而对本质相同的制度变革却可以给出双重评判标准的奇谈怪论，即似乎有些国家就是搞了资本主义而自己则在坚持社会主义。同时，对这场大变革——仅就其离弃了原有制度而言，又理当给予肯定的评价，即使对那些被迫采取不得已方式进行的变革也不例外；因为相对于这些国家过去那种貌似先进和优越，而其实则是落后和差劲的社会形态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回归和社会进步。
    第四、前半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变革确已成为历史事实，但是，人们却没有理由反过来否定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此前的革命本身；因为这些革命都是由各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验证了一个朴素道理：“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117]至于说这些革命在成功之后反而被导向了一种错误的结局即建立了一种本不该建立的社会制度，那么这却不该归罪于这些革命本身，而是因为它们事先已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和国际##被过滤##运动，并因此被植入了上述那粒错误的种子所致；反之，只要我们把附加在这些革命身上的这种虚假性质剥离掉，我们就会同时发现，这些革命都是一些无产阶级领导并包括实现其自身解放要求在内的人民民主革命，亦本该有着符合自身内在逻辑的合理归宿，即建立起另外一种事后无须再实行彻底变革的社会制度。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和国际##被过滤##运动，也有着本该被历史所包容的一面；因为这个学说和运动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反倒有着致使它们根植在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之上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同阶级局限性相对应的外因，就是历来本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必然造成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总之一句话，就在于当时本不理想的社会现实本身；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偏激的社会现实难免甚至必然会孕育出偏激的社会理想，换言之，“不现实的社会理想”和“不理想的社会现实”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并各自表现着偏执的一面。整个冷战时代不正是这两者既共存又对抗的真实写照吗？而如今，恐怖主义不是还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接踵而来吗？所以说，偏激的社会现实是偏激的社会理想的客观基础；反过来说，只有改造了前者，后者也才能随之销声匿迹。而同历史局限性相对应的外因，则正如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时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118]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连同它所造就的运动和制度及所引发的前半场大变革，都将留给历史了；但是，这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却也给人类社会未来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许多极其全面、深刻而又宝贵的启迪。
    首先、它告诫人们：人类的任何社会理想和实践都不应该亦不可能超越于当时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即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提出为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不容许的社会理想并使之变为实际行动；而所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则同事实相违。因此在今天，依然热衷于这个学说、运动和制度的人们，都必须果断放弃之；否则，便还会遭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并终将被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当然，人们还是可以把社会主义、##被过滤##视为人类共同理想；只不过他们必须认清一点，即这个理想并不具有任何实践意义。
    其次、它昭示人们：当今人类世界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过时并且还将长期存在。而只要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资本经济＋市场经济”就始终只能是人们不该和不得废止的唯一选择；原社会主义国家在排斥和取代了“资本经济＋市场经济”多少年后却还得把它请回来并反而促进了自身发展，不正是对这番道理的最好诠释吗？但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却并不等于说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建筑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必然和不可更动的；而是力求说明：在当代，包括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在内的任何旨在改变不理想社会现实的努力，都不应当超出这种生产方式所能允许的范围。
    再次、它提醒人们：恩格斯曾说过：“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119]；同时，人们又不可以再试图用消灭资产阶级的办法去建立一种消除各种社会矛盾的社会体系。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即改变现存的劳资关系；而其结果，则是必然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好在前半场大变革的发生、“美国国会首次就奴隶制道歉”[120]、英国圣公会“向已故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道歉”[121]、“俄教科书重新评价斯大林”[122]和“法国官方首次承认一战后对华不公”[123]等诸多迹象无不表明，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一个理性回归的伟大时代[124]；因此，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去探索，就会像马克思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125]
    最后、它激励人们：人类必须为继续创造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而不懈努力；因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仍旧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其实正如恩格斯所说，“##被过滤##（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只不过）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26]至于这个学说连同它所造就的运动和制度最后都失败了，那么，难##被过滤##类在社会科学领域不也像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需要经历无数次失败并依次排除了任何可能的错误选择之后，才会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正确道路吗？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学说、运动和制度不正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为争取美好未来而付出的全部努力的一部分吗？所以，人们非但不该为此而幸灾乐祸或垂头丧气，反而应当继往开来才是；“于是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127]并给它们画上最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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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蓝汛

第二篇
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得与失

第一章  不该被人遗忘的辛勤探索

一、历史的悬念与新经济政策

       历史把问题重新提到了人们面前：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本该依托一种怎样的实现条件和实现目标呢？具体地说，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前的革命成功以后都本该走上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和建立一种怎样的社会制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前半场大变革尽管并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答案，却无疑已经找回了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社会历史前提：因为显然，既然这些国家在废止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几十年之后还必须把它请回来，那就证明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或者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本不该把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作为实现条件和目标，反而应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作为实现条件并把建立一种劳资之间公平合理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实现目标才对；既然这些国家在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几十年之后还得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和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那就说明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都本不该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而都该走上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建立一种本身属于资本主义历史范畴却又能够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才对。
       实际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较大发展，但在殖民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又渐趋衰败的封建军事帝国；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却又不断遭受外来侵略和国际资本与本国封建势力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除了东德之外，此前的国情亦大致都同俄中两国相类似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只是由于其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及俄中两国的大和多，从而它们的国情亦不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故此，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有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都本该走上一条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道路和建立一种与之相吻合的社会制度才是；因为只有作出这样的抉择，才能够让这些国家既从落后的农业国较快地发展成为日益发达的工业国，又同时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民主和健全法治的现代国家。
       如果有谁以为这番议论纯粹是为了偏袒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才更有必要这样做。1875年，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对未来俄国革命的错误希望的前七年，恩格斯曾经在《流亡者文献》的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专门针对特卡乔夫的糊涂认识写到：“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128]恩格斯的这段话传达给人们的重要信息，就是他此时尽管仍未意识到“现代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自然结果，却显然已经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从而为消除阶级差别提供出所必需的物质前提；因此，所谓“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至少是大部分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后才是应该和可能的，否则便没有现实可能性，反而还将“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
       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亦曾经一语中的地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被过滤##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129]他还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130]“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的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有两种可能的实现形式：或是以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财阀和‘开明’地主的形式来实现，或是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130]##被过滤##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即：“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31]显然，这些中肯的论断不仅对于俄国或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对于一切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国家来说也同样是适合的；而既如此，那么这些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便理当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建立一种既与此相适应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社会制度才对。
       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理解，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便对当时的俄国究竟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开始了初步的，然而却是卓有成效的重新探索；他认为，当时的俄国尚不具备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同时，在这个“极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132]，又不可以“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133]。于是，他便主动地放弃了一度曾经产生过的在革命胜利之后立即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即从“特殊的‘战时##被过滤##’”[134]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急躁做法，反而从1921年起开始实行了“新经济政策”[135]；为此，他坦荡地说到：“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136]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把“国家资本主义”[133]作为领导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又分别针对农业和农民、工商业和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实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革。对前者，是承认小农经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税收数额在春耕前规定，秋收后增收不增税。农民纳税后剩下的余粮可以自由买卖；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允许农民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地方范围内自由交换”[137]。而对后者，则是实行同国家资本主义相联系并受其约束和监督的各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同时并存的方针，即在一定的限度内，容许私营工商业的活动；同时又面向国际资本实行了“租让制”[138]，即“把当时无力经营的一些工厂企业、矿山森林等自然资源，在苏维埃国家监督下，暂时租让给外国资本家”[137]。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几近全面地推行“资本经济＋市场经济”；而其精髓，则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第一次尝试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来促进本国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后，取得显著效果，国民经济状况迅速好转，群众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1925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已接近1913年的水平，比1921年增加约百分之十四，谷物总产量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九十四。1925年工业总产值已达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固定生产基金超过战前，达百分之一百一十八点八。”[137]
       “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党内有些人由于不了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和不理解，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137]为此，列宁不得不进行大量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工作，即指出：“我们经常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却忘记明确地想一想这‘我们’究竟是指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解决我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充办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全部关键就在这里。”[139]“‘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成分来看。□□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者、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40]
       当然，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衷并不是就此顶替或取代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而正是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被过滤##渡，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们已经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了。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已经有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我们停止退却的时间已不太远了。这次必要的退却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停止退却就会愈快，而我们胜利的前进运动就将愈稳固、愈迅速、愈壮阔。”[141]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包括它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内，本身又并不构成一种可以作为目标模式并从而全新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即是说它并没有造就出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或者经济成分，却反而完全是对当时各种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利用和改造，即把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直接置于无产阶级专政即苏维埃国家政权的掌控之下，并从而凭借外力在不同程度上扭转了它们原有的阶级属性和客观发展方向。例如对于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就指出：“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但是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把下层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142]；所以说，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42]从而我们能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143]。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凭列宁的智慧、胆略和求实精神，如果能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并不断创新的话，说不定真会提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只不过由于列宁意外地过早去世，这种立足于俄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开创一种“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也就随之消逝了。结果，当接力棒被斯大林接过来之后，事情就逐渐起了变化，到1931年，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便被全面终止并反而被教条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彻底取代了；所以说，二十世纪作为实现生活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其开山鼻祖并非列宁而是斯大林，相应地，其真正的历史起点亦并非1917年而是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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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革命和新民主主义论

       继列宁之后，MZD则对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所应采取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进行过更加大胆的探索和思考，并且他的结论又主要是建立在他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与革命性质的深切理解和基准定位之上的，从而这个结论本身，也就具备了更加雄辩的说服力和更加彻底的性质；相关论述集中包括在他从1939到1949年相继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被过滤##》、《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联合ZF》、《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被过滤##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著作中。
       首先，关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性质，MZD就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144]“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45]“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6]同时，”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被过滤##帝国主义和汉奸##被过滤##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146]“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47]因此，“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148]
      MZD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被过滤##运动开始的。”[6]“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49]“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被过滤##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147]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50]“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151]“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152]
       据此，他便开始从三个方面，来勾勒同这第一步相对应的未来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了；简言之，这条发展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道路，而这种社会制度则正是新民主主义制度。
       对政治方面，##被过滤##指出，中国未来的国家制度，“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53]。它“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153]他认为，在“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153]。其中，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第二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第三种，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53]。“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153]。关于这种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即宪政，他说，我们将要实行的民主政治或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154]关于这种国家政权的性质，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被过滤####被过滤##派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装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155]
       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ZF。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ZF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156]关于人民大众内部的矛盾，他认为：“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157]
       对经济方面,MZD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31]他解释道：“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158]因此，“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fan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6]他着重指出：“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59]他预言：“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么，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60]他还反驳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chan党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161]
       “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11]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解释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162]后来，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MZD又把这些新民主主义经济主张精辟地归纳成了“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163]“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的错误、原则的错误。”[163]其中“关于劳资两利……目前，其精神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163]“公私兼顾亦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163]“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163]四面八方政策一经提出，便即刻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拥护，还被写进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并具有临时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同时这里亦须指出：##被过滤##的“劳资两利”与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绝非同一ma事，后者正如MZD所说：“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164]
       对文化方面，MZD则指出：“中国的新文化”[165]，应该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165]；“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65]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66]。其中，所谓民族的，是指“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66]但是，这种民族性却不是一概地排斥外国文化；相反，“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67]；只是对于一切外来的东西，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67]所谓科学的，则是指“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167]同时又能批判地继承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167]。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68]为此，应当“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168]
       总之MZD的结论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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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学说的伟大意义及成因

    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的基本着眼点，就是对“欧美式的”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改造以实现兴利除弊，既保留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方面，又革除其产生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及有损国民生计的消极方面；因此，MZD提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了，尤其在前半场大变革已经发生的今天，这个科学构想就更显示出它既不超越于时代、又具有先见之明。尤为难能可贵的是，MZD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所提出的这一整套科学构想不仅应该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具有一定范围的国际意义，即是同时代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应当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他说：“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70]
    尽管MZD认为他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171]的产物，亦尽管这个学说不仅不否定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还反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同它保持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但是实际上，假使我们把这两个学说摆在平行的历史地位详加对比的话，就不难发现：相对于后者而言，前者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本身就有着鲜明的主题、特定的宗旨、充实的内容，并从而是一个从本质上说具有独立性的理论体系了。若再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对照，那么MZD的新科学构想则无疑更加显示出它的远见卓识和高屋建瓴：首先、它已不再是一种迟至革命胜利之后的匆忙动议，而是一种同革命本身有着因果关系的深谋远虑了；其次、它已不再只是一种经济政策，而是一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全面规划了；再次、它已不再是一种过渡性的举措，而是一个“相当地长”的“历史进程”的基本纲领和大政方针了；又次、它已不再仅仅针对本国，而是包含着对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与建设规律的高度概括了。
    MZD的新民主主义学说特别是其科学构想尽管就其本意来说，仅仅是为中国革命以及一切殖民地、半殖地国家的革命所提出的；但是，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却对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普遍适用即有着同样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既然本文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本不该把搞错了实现条件和方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实现条件和目标，那也就是说，所有原本旨在建立这种社会形态的革命本身，都不应该被插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标签，并像其领导者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即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甚至包括1848年的“六月革命”[172]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内；于是，所有这些革命的真实性质便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即反而都应当是与中国革命同一类别即新民主主义范畴的革命才对，而不管这些革命究竟是发生在彻底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已经有所发展的封建帝国或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亦无论这些革命所##被过滤##的到底是典型的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者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在最后这种场合，由于这种革命就是针对旧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从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许并不构成革命的动力反而充当了革命的对象；然而，这却并不妨碍它们在革命成功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享有既无损于工人阶级又符合劳资两利原则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如若不信的话，作为举例，不妨让我们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眼光重新打量一下20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一系列革命；事实上，无论是1905年革命还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都是一种针对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例如对于俄国1905年的革命，列宁就已经认识到它同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并得出了与中国革命性质相似的结论；他指出：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173]至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反倒被列宁说成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并几乎成了历史的定论，那不过因为：在二月革命##被过滤##沙皇后，国家政权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并形成了临时ZF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174]；所以，布尔什维克党还必须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再次发动起义，直至把二月革命即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夺回来。于是便造成了一种假象，而这种假象又恰恰发生在俄国，即一个历史上不曾像中国那样既暴发过资产阶级政党独立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出现过典型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且这两者的性质区别与阶段划分还如此泾渭分明的国家，并因此很难加以界定或鉴别，以致于使人看上去竟成了酷似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那种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假使我们承认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一个天大的问号也就随即出现了，即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其他国家都必然作为整整一个历史阶段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难道在当时的俄国却只有几个月的存在理由，并且可以不经历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化过程，反而可以在战乱和##被过滤##的过程中既匆匆忙忙又不露声色地偷偷溜走吗？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在本质上不过是二月革命的直接继续，并同后者一道，共同构成了一场虽说出现过挫折却仍然是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故此，把十月革命看成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实在是囿于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的理论束缚而对客观历史事实的一种既教条又超前的错误剪裁。所以说，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故此，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亦本该成为第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才是。只可惜新民主主义学说包括其科学构想在内事实上并没提前出现在俄国反而事后诞生在中国；不然的话，列宁何至于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175]呢？
    具有典型意义的俄中两国的革命尚且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那么对于发生在同时代其他国家的诸多革命，其真实性质难道还须一一赘述吗？据此，二十世纪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前的革命成功之后都一概应当择取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所以总起来说：MZD的的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从原则上讲，就理当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并作为人民民主运动的最高准则，而成为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才对；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在胜利之后，都本不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反而都应该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才对。尽管这个科学构想由于自身尚欠完善即使在中国也终究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又有谁能够因此而抹杀它的宝贵品质、历史价值和伟大意义呢？
    MZD之所以能够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学说，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并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绝非偶然；它实际上是中国典型的特殊国情与MZD“独立思考”[176]的思维立场结合而成的“实事求是”[177]的思想路线的理论结晶，正像他自己所领悟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152]
    首先、曾经是一个强盛的封建帝国和文明古国的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后，由于晚清ZF的不识时务和昏庸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的恣肆侵掠、各路封建军阀的长期割据和混战，尤其是二次大战中由日本发动且长达八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其全社会的生产力却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整个国家亦逐渐变得千疮百孔、积贫积弱、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这种悲惨的社会现实反映在MZD的思想中，就使得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相比，必然会对本国革命的目的性产生了甚为深沉的思考，亦愈加清醒地觉悟到，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必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超越于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所有革命阶级和党派各自不同利益差别之上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为此，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判别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178]据此可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MZD对中国革命目的的理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跳出了单纯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局限性，即是说在他的心目中，中国革命的民族性始终高于其中所包含的阶级性，而这也就决定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设计，其中包括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要求在内，亦必然坚定地服从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总目标，并不会囿于某种理念的束缚而对这一点产生丝毫的背离或摇动。
    其次、中国又是一个经历过漫长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并如MZD所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179]而这又势必促使MZD以其独到的眼光去揭示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作出既有别于《##被过滤##宣言》又有别于列宁之于十月革命的科学判定。为此，他曾经精辟地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179]在中国，“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180]“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79]
    再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也必然是畸形的：其中的小部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权势的裹挟，从一开始便被填充进了官僚、垄断和买办的劣根性内容；而其中的大部分即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却反而受到殖民主义势力和封建统治势力的两面夹击并因此备受摧残和排挤。所以在当时的中国，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然就分裂成了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存在资本主义成分的国家中并不常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对强大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181]；另一个是相对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产阶级”[182]。其中，前者和地主阶级一道，共同构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被过滤##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82]并从而完全是中国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但后者中的大部分则不仅同中国革命的目的不相矛盾还反而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特殊状况，也必然促使MZD更加实际地处置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所特有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并提出既有别于旧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又有别于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新根据和新学说，并且还事实上把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纳入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最后、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早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曾经暴发过由孙zhong山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基本纲领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曰传统的民主革命，即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虽然把清朝皇帝赶下了台并基本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没能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并从而彻底铲除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担当起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重任，反倒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中途夭折了。因此，当中国##被过滤##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风起云涌而孙中山创立的##被过滤##却反而叛变了革命之后，MZD便自然会考虑到，现时的革命虽说在阶级性质上同孙##被过滤##的革命有所区别，但整体上看却仍然是辛亥革命的延续；因为其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完成传统的民主革命所要完成却又注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也就必然会对现时革命的确切性质及其结果，作出既有别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有别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结论.

[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4-29 11: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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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构想的遭遇及理论分析

四、新中国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MZD关于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科学构想没能有幸转变为其他国家的现实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并不奇怪；然而，真正令人感到极大困惑和不解的却是，这个构想即使在MZD的故乡和它的发源地，也没得到预期的顺利实现。众所周之，在1949年十月新中国成立之后仅仅七年，中国便在MZD的亲自领导下走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尽管即使从逻辑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亦本该在MZD的领导下走进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才对。
       这个历史性大转折发生在1952年；而在此之前，MZD则无所改变。例如在1950年，他仍然还在要求“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ZF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83]并且仍在告诫人们：“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183]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这一特定的概念；对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类中间阶层，MZD则仍在指出：这些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184]而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MZD则在同年六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指出，它“还在很远的将来”[21]，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展望；他说：“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1]
       可是到了1952年六月，MZD却突然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85]“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86]并且在1953年又进一步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87]同时还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党内部分同志，而主要的则是在当时集中代表着党内的另外一种意见、后来被推选为国家主席，但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过滤##的刘少奇，在MZD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一系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186]“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艰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188]“‘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189]
       结果，1956年九月##被过滤##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据实宣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190],即“已经基本上完成了”[191]；于是，一个本来“相当地长”的新民主主义历史过程便被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取而代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192]在政治上，本来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也被赋予了新内涵，即“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192]；而在经济上，原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政策和“并不废除富农经济”的正确主张则也被“公私合营”[193]、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193]和农村集体经济所代替。从此，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便普遍地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即实现了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全面接轨；相应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因此变成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尽可能迅速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4]而至此，MZD先后花了十年功夫精心构思，并曾在以前的革命根据地局部和部分地推行过的这种“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151]的宏伟蓝图，便实际上还没来得及整体地登台亮相就已经在他本人的主持下偃旗息鼓了；而这么一来，MZD在关于中国革命成功以后究竟应当选择一种怎样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就事实上背弃了独立思考的思维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而站到了它的反面，并陷入到超越时代的错误实践之中了。
       固然，在后来的中国社会中，仍不免保留着某些原本属于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基本成分和看上去似乎还体现着新民主主义色彩的内容；例如MZD提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基本上被坚持了下来。同时，MZD在此后提出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5]的要求，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6]的方针等一系列主张，从本质上讲也依然从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只不过在后来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背景下，所有这些原本属于新民主主义构想的东西，和从不同侧面仍反映着MZD原来的社会理想在新的社会现实中不断沉淀和延续的东西，事实上也都像人民民主专政一样改变了性质，即变成一些功能偏废、徒有其名的东西了。
       本该顶天立地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何反而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这无疑是中##被过滤##史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最大而又极其耐人寻味的谜团。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之所以遭此厄运，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来自苏联的影响和压力，则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其依据是1949年底，在北京举行的亚奥国家工业会议上，刘少奇宣传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MZD的道路，引起苏联及斯大林的强烈不满。对于苏联来说，MZD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普遍规律不论对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是一样的”[197]。在斯大林看来，新中国既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应当在民主革命后立即向苏联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先实行所谓新民主主义制度。他们希望##被过滤##改弦更张，立即实行正统的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他们不能容忍中国人拿了苏联的援助，只在中国实行自己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他们害怕新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197]。于是，来自斯大林及苏联的批评和建议便开始对##被过滤##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并使其放弃了建立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
       但是实际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构想却恰恰是被MZD本人主动地放弃的；而其根本原因则又在于，这个社会理想在当时并没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原来，MZD和##被过滤##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建国道路的确曾经试探过；可是它最终导致的却反而是一种令人失望和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
       例如，建国初期在全国的私营工商企业界就普遍推行过两项重大举措，即“劳资集体合同”和“劳资协商会议”：其中，前者是“为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由行业的劳资双方代表根据平等、自愿和协商的原则订立的合同。主要内容包括：雇佣和解雇手续；厂规、辅规的制定手续及其内容；工资；工作时间及假期；女工童工问题；有关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问题等。通过签订劳资集体合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对职工的剥削，保障了职工的权利，有利于发挥职工的劳动热忱和资方对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的。”[198]而后者则是“在私营工商企业中根据民主原则、用平等协商的方法解决劳资双方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由劳资双方选派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先在天津、武汉等地私营工商企业中采用，后在全国各地推广。协商事项一般包括：有关订立集体合同及如何履行其中规定的事项，研讨生产计划与完成生产任务及提高产量质量，节约原材料，改进生产组织，改良技术，改善操作法，提高生产效率与工人技术水平，改进业务管理及工厂规则，拟定与修改奖惩制度以及有关人事、工资、工时、生活待遇、职工福利设施等事项。双方订立的协议不得与ZF法令及行业集体合同的规定相抵触。通过劳资协商会议，一方面改变了以前工人在生产中毫无权利的被压迫地位，发挥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护了职工应有的权益；另一方面给资方提供了行使自己的经营权和管理权的新方式，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经营企业。”[199]
       但是，由于这两项措施的实行并没有触动资本家对本企业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也就难免而且必然遭到了私营工商企业主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抗。同时在外部，由于这些私营工商企业的整体建制依然存在，从而旧资本主义企业不择手段的逐利本性亦势必随时寻觅着膨胀的机会；于是乎，后来被定性为“中国##被过滤##领导工人阶级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200]的三反五反运动，便在所难免了。即在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一部分资本家为了谋取暴利，采用腐蚀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进行偷漏国家税收、盗骗国家财产、在国家定货中偷工减料和##被过滤##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这对抗美援朝、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危害。1951年底开始，中央人民ZF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大量的严重违法事实。接着在1952年初，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被过滤##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夏先后胜利结束。”[200]
       出现这样严重的局面，显然是MZD和##被过滤##始料不及的，更何况在此之后，党领导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还转变成了一种常态，以致连MZD自己也承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201]“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201]即是说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劳资两利的，而私营资本主义的存在也不可能有益于国民生计；正如1981年《中国##被过滤##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回顾的：当时，“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202]由此可见在事到临头之际，MZD即使不便对其他人讲，他自己也不得不对这种尴尬局面和难料后果有所顾忌，并从而被迫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可行性作出新的估价，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或者这个构想到底还缺少些什么；然而，与新民主主义构想的现实境遇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则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权威性的理论铺垫，又有苏联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榜样，故实行起来亦似乎会驾轻就熟和有把握得多。加之MZD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本来就不排斥社会主义反而把它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下一个“明确的目标”[203]；于是权衡利弊，最终便只好舍弃曾被视为“历史必由之路”[204]的新民主主义，并从此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社会主义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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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先天性缺憾及其诸多原因

       那么，为什么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一旦进入实践便会屡屡受挫呢？进一步说，这个构想究竟还存在什么问题或者到底还缺少什么呢？
       说到底，就是这个构想还缺少一种核心的内容，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而之所以会有这个疏漏则又因为，MZD从来就没有意识到他所设想的其实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当然，对这个致命的理论缺陷，仅仅局限于MZD本人的论述是根本无法发现的；若想把它彻底揭示出来，还需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才行。这是因为，MZD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整体构思，是依次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方面平行地展开的，从而他所设想的这种社会本身，也就成了一种平面构造；故此，当我们顺着他的思路，并且从这种平面构造出发去解读这个社会时，就会觉得它似乎并不缺少什么，甚至还会认为它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和面面俱到了。可是实际上，MZD所提出的却分明是一种既非旧资本主义社会又非社会主义社会，还能够“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的特定社会形态，并且还理当是一种隶属于资本主义历史范畴的特定社会形态；而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尤其是类似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旧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即具有典型意义的特定社会形态，却又都不可能是一种平面构##被过滤##倒是一种立体构造，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此，当我们从这种立体构造的角度，即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MZD的科学构想时，那么作为这个构想基本内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其内在缺陷便一下子就暴露无遗了；说穿了，就是它还缺少一种可以作为其经济基础的东西，即一种既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又能够实现劳资两利和有益于国计民生，并且还能让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建筑其上的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
       我们知道，正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已经阐明的那样，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典型的或曰特定的社会形态，都必须具备一种既为它本身所特有、又可以把这种社会形态与其他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还能够让这种社会形态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05]即在该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205]中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特定生产关系或曰基本经济制度；其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正是由于它的生产、形成和存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才获得了得以立足的根基，而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政治和思想、文化等等上层建筑也才可能随之产生、形成并竖立其上，从而这种社会形态也才得以全面建立并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上从此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奴隶制、封建制和旧资本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其对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旧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意义和作用便都如此。相应地，一种旧的社会形态被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即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也首先是从旧的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并渐渐被一种新的特定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所取##被过滤##始的，即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06]正是鉴于某种特定生产关系或曰基本经济制度对于某种与之相对应的特定社会形态具有如此重要的决定意义和作用，所以马克思才不无理由地把它放在同由它决定的社会形态等量齐观的地位加以重视，以致于“生产关系”有时竟成了“社会形态”的通用词，并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07]
       现实生活中每种特定社会形态产生、存在及其历史变迁的客观规律尚且如此，那么若想提出一种关于新的或者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当然就更需要首先——至少是同时，提出一种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并以此作为这个构想的核心内容和这种社会的经济基础了；不然的话，设想中的这种社会形态就会因为尚缺少这一画龙点睛之笔而变成一种空中楼阁即空洞理念，并且或者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的实践意义即进入实践的可能性，或者尽管有幸进入实践，也还是找不到得以立足的根基，并反而会同原来的经济基础发生碰撞直至败下阵来。也就是说，这种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承担着双重职能；它既是取代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东西，又同时构成新社会的经济基础。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关于社会主义、##被过滤##这种特定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的同时，不就相应地提出了作为这个构想的核心内容和这种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吗？而20世纪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它们实际上已被搞错了实现条件、方式和目标，不还是因为建立了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段时间吗？但是，MZD在提出他的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的同时，却反而由于压根儿就没意识到他所设想的本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而且还理当是一种属于资本主义历史范畴的特定社会形态，并从而不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种作为这个构想的核心内容和这种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他所设想的这种社会形态便既缺少了一种针对和取代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对旧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与改造的东西，又缺少了一种可以让新民主主义的劳资两利和有利于国民生计的经济原则作为其社会经济基础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发挥作用的东西。而这么一来，MZD关于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构想，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方面在内，便不得不都因为尚缺乏这个最起码的物质承担者而无法落到实处了；事实上，过渡时期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不正是MZD试图把他的新民主主义构想建立在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却反而陷入了徘徊不定和两难选择境地的真实写照吗？
       据此可知，MZD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之所以会经不住实践检验并最终不得不放弃之，概是因为MZD从没有意识到他所设想的本是一种资本主义历史范畴的特定社会形态，并从而没有相应地提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致，而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包括来自苏联和斯大林的压力在内，虽说有，却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因素；不仅如此，当我们找到了迫使MZD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学说的真实原因之后，我们也就会同时发现，胆敢在六十年代亲自发动了中苏论战的MZD，竟然在当时会接受来自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建议并默许其对##被过滤##的决策指手画脚，不过是出于他本人和##被过滤##不得不放弃新民主主义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采取的一种随机应变、顺水推舟的权宜之计而已。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致使MZD没有意识到他所构思的其实是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呢？反过来说，假使MZD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又是否有可能提出这种相应的生产关系呢？
       首先、MZD之所以会意识不到他所构想的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而这个错误的历史定位，则又来自他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及其科学构想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之间难以割舍的关联性；而这种难以割舍的关联性，则又源于MZD思想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立场，并包括对其中一切原始错误的教条主义情结；而这种教条主义情结，则又始于他接受了列宁主义对十月革命的错误定性，并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深信不疑。
       我们知道，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中##被过滤##立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兴起的，即如MZD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8]“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209]“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71]可是，正因为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原始启蒙作用，所以MZD自始便认同了列宁和斯大林对十月革命性质的错误判定，并在此基础上又对被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叹为观止，即如他自己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210]“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211]而这也就决定了，MZD独立思考的思维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始就并不彻底；因为它们事先就被不由自主地嵌入马列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之中了。而这么一来，MZD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来说，就不再可能具有唯一和终极的性质，反而被他本人纳入到一个错误的理论框架中，并仿佛被人为地向左前方推进了一步，即同已经被搞错了实现条件、方式和目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学说无端地嫁接在一起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212],“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212]“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被过滤##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212]从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也就不再可能是一种完全属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特定社会形态，反而被处置成了一种介于旧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并将两种社会成分兼收并蓄，而其历史朝向则又趋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亦如MZD所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212]“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213]但又“决不可以……限制得太大太死”[213]。
       其次、即便MZD能够意识到他所设想的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解放前也不可能提出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因为要设计出一种全新的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且需要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的配合。例如、谁都知道MZD固然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甚至还是一位诗人，却惟独不是一位经济学家；可是若想提出新的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如果没有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则是万万办不到的。次如、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也不可能允许一直处在领导岗位的MZD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抽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相对纯粹的学术研究；事实上，MZD研究经济学是后来的事，并获得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214]的体会，只不过在这时，新民主主义对他来说早已事过境迁了。又如、若想提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还必须得有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作为考察对象和客观根据才办得到；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就是以当时最为典型的英国作为对象和根据，并“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18]，才得以写成的吗？然而，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却不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更何况在当时，中国社会比重不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主要是集中在少数沿海或中心城市；可是，中国革命所走的却完全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若以封建生产关系一统天下的农村为背景从事这种研究又怎么可能呢？
       但是话说回来，解放前不可能的事情在##被过滤##已经控制了全部国民经济的解放后，却反而变成可能的了；更何况，MZD在此前提出的“劳资两利”，实际上就是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基本准则。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却必须建立在MZD已经知道他所构想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前提之上；所以说，最终导致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走向失败的，还是MZD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

[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4-29 11: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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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无奈结局引发的理论求索

       现在想来，发生在建国初期的这场由于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自身的致命缺陷而不得不放弃，并反而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大转折，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并令人痛定思痛；不然的话，MZD何致于在此后犯了那么多重大的政治错误，而中国又何致于从此经历了那么多弯路和失误，以致二十几年后还得发动一场“第二次革命”[215]并以退为进的改革呢？相应地，如若我们从此后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不幸出发，承认这场历史性大转折本是一场历史悲剧的话，那么《中国##被过滤##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建国初期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结论部分，今天看来就有重新审核的必要了；因为这些结论都只有在首先认定MZD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构想本不可取的大前提下才有可能是正确的，而若站在中国本该实现这个构想，只是由于这个构想还存在致命的理论缺憾才没能如愿以偿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话，那么这些历史结论的正确性，便都值得打个问号了。例如《决议》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216]“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217]“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218]“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219]然而，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历史事实不正是这场历史悲剧本身，而后来##被过滤##和中国所遭受的一切挫折和磨难不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即是这场历史悲剧的直接延续吗？更何况在当时已被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后来的改革中不是又被全面恢复过来，并且还额外地增加了中外合资和外方独资的私有制吗？
       至于说##被过滤##“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220]当然还是应当肯定，它对于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论断在今天看来都仍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例如八大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221]。可是请不要忘记，##被过滤##八大首先是作为在新中国全面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历史起点而载入史册的；因此，上述论断也完全是建立在已经对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做了错误选择的基本历史前提之上的。而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220]不仅不可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20]，还反而终将误导党和国家调转头来，为维护和巩固这种生产关系本身而斗争；不然的话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八大闭幕之后仅仅八个月，即1957年五月，作为此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之首的所谓反右派运动，就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呢？在谈到MZD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222]时，《决议》曾经十分中肯地评价说：“这是他的悲剧所在”[223]；可是事情明摆着，假使MZD不曾亲自导演了他的头一个历史悲剧即建国初期的历史性大转折，那么这最后一个更为惨痛的历史悲剧又怎么可能发生呢？更何况社会主义社会之于中国本来就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它本来就是预先构想失败之后仓促抉择的产物。正像MZD在事后追忆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像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224]
       所以说，在中国改革又已经走过了三十一个年头之后的今天，对于发生在建国初期的这场历史性大转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我们仍有必要站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归还其本来的面目，而不应该仅仅因为它们已经构成了既定的历史事实就不由分说地加以肯定；相应地，对于曾经是中国##被过滤##理论宝库中的一块最瑰丽、最璀璨的宝石的新民主主义学说，人们也不应该仅仅铭记其中针对中国革命的部分而使其中的另一部分即关于新中国的科学构想长久地沉冤蒙垢和不了了之，反而应当从此把它挖掘出来并补足它的理论缺陷，直至让它重放光芒才对。更何况中国改革当前面临的几乎所有难题——只要我们深入剖析就可以发现——不都是因为我国主要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都已经变成了假公有制而实际上则同旧资本主义所有制毫无二致才产生和扩大的吗？因此，切实找到一种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对于当今中国不是仍然有着十分现实而又迫切的理论、实践意义吗？
       那么，假使我们弥补了原有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中一直存在的致命缺陷，它是否就真的可以变为现实呢？即是说，倘若我们果真找到了想要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就定能建立起来呢？
       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过滤##和MZD的新民主主义这两大科学构想的历史命运，人们不难从中领悟到这么一条既符合逻辑性又具有前瞻性，以致于可以大胆地称之为“社会学说实现定律”的客观法则；这就是：任何一个旨在使其变为现实，并被人类历史所认可的关于新的或者未来社会形态的科学构想，都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而是必须同时得到分别由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两大理论支撑才能成立。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支撑，就是使这个学说所构想的特定社会形态得以变为现实的两大要素或两大前提，即由前者所提供的时间要素或历史前提，和由后者所提供的空间要素或制度前提；在这里，所谓时间要素或历史前提，就是使这种社会形态得以出现的时代条件或曰历史可能性，而所谓空间条件或制度前提，则是使这种社会形态得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或曰物质承担者。否则，这个学说所构想的特定社会形态就难免由于其实现要素或前提条件的欠缺而或者无法长久地存在、或者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关于这个定律或者法则，上述两大学说的历史命运恰好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并从两个不同的则面为我们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为它提供了作为其空间要素或制度前提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以它也能够凭借这种经济基础和物质承担者建立起来，并还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了一段时间。可是，由于它的时间要素或历史前提却反而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而违背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所以，它最终便仍难免走向失败，并只有在时代条件或历史可能性真正具备之时才能得到正确实现直至长久地驻足人间。相反，对于MZD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说：其时间要素或历史前提无疑是现实的和具备的，却反而缺少了一种必须由某种政治经济学才能提供的空间要素和制度前提；所以，它最终便还是因为经济基础或物质承担者的空虚而停滞在MZD的头脑中，并以一种不完善的观念形态留给历史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两大要素或前提及其对于某种社会学说的意义和作用加以对比的话，则又会发现：时间要素或历史前提是一种外部要素和客观前提，即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和无法选择的，而空间要素或制度前提则是一种内部要素和主观前提，即人们可以通过对外部世界经济规律的认识把它设计出来，再从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就已经为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被过滤##社会设计出了相应的空间要素或制度前提即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不也确曾一度把这种内部要素和主观前提由观念形态变为现实形态了吗？所以说，在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已经具备了外部要素和客观前提的基础上，这个构想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就看我们能不能通过政治经济学的途径为它提供出相应的内部要素和主观前提了；而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MZD曾经提出却又没能实现的这个科学构想，便一定会作为一种两大要素或前提同时齐备的社会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那么，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点或者独到之处呢？进一步说，这种独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到底应当从哪里着手或起步呢？
       首先，这种研究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从其结果来说，就必须能够提出或者找到一种特殊形式的所有制，以便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各自应得的地位和利益，并从而把新民主主义的劳资两利原则贯彻到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所有环节中去；因此显然，这种所有制既不可能是把劳动者的地位和利益置之度外的旧资本所有制，又不可能是将资产者的地位和利益连根拔除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只能是一种劳资兼顾、各得其所的新型所有制。由此推断，这种新型的所有制本身，又必须是分别反应着资产者和劳动者各自地位和利益的两种不同的所有权的结合体，并在双方都认为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理智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中，一方面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又能把劳动阶级的地位和利益转化为某种所有权，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其次、这种独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应该、必须和只能把价值理论的研究作为奠基石和突破口，即首先找到一种符合劳资两利原则的价值关系，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即是说，任何人都休想撇开或者绕过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否可能存在一种互惠互利的价值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而去直接构思这种符合劳资两利原则的特殊所有制。因为显然：第一、人们根据经济生活的常识即可得知，惟有价值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才有可能既构成资本和劳动的相同本质又构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假使MZD提出的劳资两利原则不能首先被某种价值理论证明是可行的，那么符合这个原则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事实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定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不正是依靠着他本人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和继而又创立的剩余价值论的有力支撑，并以此为根据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后，才得以完成的吗？所以正如恩格斯在事后高度评价的那样：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225]所以说，若想提出一种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也必须首先提出一套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价值理论才行；只不过，这里所需要的价值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相比，其立场和目的又必然是相去甚远的了。首先、就其立场而言，它就必须站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逾越性的理论立场上来研究价值；其次、就其目的来说，它就必须证明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本来就潜伏着并完全应当建立起一种平等互利的价值关系。
       由此可见，拟议中的这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同以往的任何政治经济学相比，都俨然是一门全新的政治经济学了；而既如此，那么本文不妨事先为所研究的这门政治经济学起一个专用的名字，即叫做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在完成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之后，人们便会发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本身，在许多基本方面和相当大的程度上，又已经不再是MZD当初所设想的样子了，例如在经济方面，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根本无须即没有必要去“节制资本主义”，反而是一种较之旧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全面和彻底，以致于就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处于巅峰状态和最为高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了；所以，正如MZD曾经认为“民主主义有两派”[226]，即旧民主主义是一种“不彻底的民主主义”[226]，而新民主主义则是一种“彻底的民主主义”[226]一样，资本主义也完全可以和应该划分为“不彻底的”和“彻底的”两种形态，即传统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资本主义”，而新民主主义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定义的话，则就成了一种新资本主义，并且还是一种“彻底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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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蓝汛

第三篇
新民主主义构想的新觉醒

第一章  新政治经济学说基础纲要

一、自发经济史与社会价值论

       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是研究人类生存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中心任务，就是证明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应该和可能。只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站在彻底的历史主义立场上重新解读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并藉此搞清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规律，和经济学所说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为此，本文特意提出一个新的经济范畴即“自发经济”，用来概括和反映处在从自然经济向自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凭主观能动性所采取的经济行为的总和。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基于原因的逻辑推理”；由此形成的理论范式，则是“自发经济论”。
       我们知道，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除了适应还能进而“支配”[227]自然；因此，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必然孕育出人类自身的两大主题，即生存和发展。可是在人类的远古时代，发展却并不独立，反而表现为对起码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但是，自打人类的生产力可以“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228]开始，发展便从生存中脱颖而出了。其首要标志，就是从不同社会群落的差异性中产生了“偶然的交换”，并从而既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又弥补了它的先天不足；商品交换的经常化及其范围的扩大为社会大分工和商品生产创造了条件，而后者的兴起则又使本来是个人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整体必需。商品经济既直接萌生于人类固有的发展意识，又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因此，小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只承担人类发展主题的即初步的自发经济。自发经济一旦施展开来就必然不断更新生存的基础并对自然经济进行分化瓦解；继而，后者的消亡并把生存主题也毫无保留地交给前者则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届时，人类必须把社会生产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229]的关系从此建立在所有权分立、使用权结合的前提之上，并藉此取代自然经济和改造小商品经济；因为只有让全部“生产要素”[230]的使用都受到所有权制约并由无偿变为有偿，才能促使人们合理配置资源、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和追求技术进步，直至统筹生存和发展。于是，原始积累萌动了、物和人等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离了、资本和“资本关系”[231]诞生了；所以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同时承担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两大主题的即全面的自发经济。
       至此人们不难看出，商品经济之所以产生并逐步直至全面接替自然经济，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发展乃至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主观需求；故此，由人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观能动性所决定的自发经济的产生和壮大，这才是商品经济真正的原始动因和逻辑起点。同时人们还可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形成，就是为了让生存和发展这两大主题在全面自发经济内部实现有机统一和统筹；所以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并非小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全面自发经济对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进行了历史整合的产物。
       以自发经济为蓝本来研究价值，首先就得承认，价值的本质就是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事先就活跃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直至把上述两种商品经济培育出来的两种社会观念，且“商品价值”[232]和“资本价值”[233]还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因为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商品和资本、商品交换关系和资本生产关系就是两类“价值物”[234]、“价值体”[235]和两种“价值关系”[236]，即是上述两种观念的“物化”[237]和“人格化”[238]，或曰是由两种“意识形态”[239]孵化出来的两类现象形态。诚然，在这些现象产生之前和之初，两种价值的本质也不清晰，反倒披着一层朦胧而神秘的色彩，还招致了两类价值现象的模糊不定；但是，自从两种价值的内容和形式即“实体”[237]和“货币”[236]分别被人们“约定俗成”[240]地确认以后，其本质也就水落石出了。说到底，商品价值——仅指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价值——的本质，就是“等量劳动”[241]相交换的“商品价值法则”，而资本价值的本质，则是生产要素有偿使用、优化组合、高效运作、共同增值的“资本价值法则”；所以说，商品价值和资本价值，就是由主观同客观，或曰意识形态和现象形态相互交织所形成的两种“社会尺度”[240]，而它们的形成，亦反复地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价值给赋”，和从后者到前者的“价值抽象”[242]。
       由此可见，价值的缔造者和源泉就是人类社会及其主观能动性；而劳动则既没“创造价值”[243]也不是“价值源泉”[244]。至于说劳动确是一种商品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245]，那只是因为，基于分工的劳动从而“物化劳动”[245]已被商品价值法则如实地赋予了一种和它直接同一的性质和职能即具有了价值；而马克思之所以会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没有价值”[245]并否认“劳动价值”[246]，则又是因为，只要“从商品开始”[247]去研究价值及其形成机制，那么最终结论便必然如此。恰如恩格斯所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物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的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决定这种价值，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不去决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而去决定重量本身的重量。”[248]不仅如此，鉴于马克思揭示出“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249]对于国际##被过滤##运动的至关重要性，恩格斯还特别提醒人们：“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何价值。”[250]然而，假使劳动真是因为创造价值而不是因为被赋予了价值才成为“价值实体”[251]的话，那么价值不也应当是个像劳动那样的“永恒”范畴才对吗？所以说，“价值本身”包括让劳动成为它的实体，都是人类社会所为而非劳动所为，其道理就像“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252]一样明白。
       同时人们亦可看出，资本价值生产的历史前提，就是人类用全面自发经济统筹其两大主题的历史必然性，和生产要素所有权分立、使用权结合的历史必要性；而其形成机理，则首先是资本价值法则借助国家金融机构对“价值符号”[253]即纸币的强制通行所实施的，对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关系的价值给赋。马克思讲过：“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45]而资本价值的给赋，则恰恰是使它们及相应的人际关系从此具有了价值。因此，资本价值的实体首先就是“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45]甚至“自然力”[232]，和“劳动力的使用”[254]即现实的“活劳动”[245]或曰劳动本身；它们的“价值量”[251]，前者同其被需求的程度和天然存量成正反比、后者同它所提供的“社会必要劳动量”[241]和“劳动力的价值”[255]成正反比。资本价值要执行其职能就必须事先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并让先前那些生产资料商品的价值顺势转换为资本价值；因此，资本价值的“价值闭合”，便成了全部生产要素统统变成资本，和资本价值的实体被最终区分为物质和劳动的标志。“物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直观表象，就是它们都将“保存或转移”[243]到后来的产品中，并按照一定的权益关系分配给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但其真实功能，却是资本价值法则对不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机制，即利用无所不在的比价关系指导人们谋求最佳的经济效益，以便统筹生存和发展。
       资本价值的诞生，还是为了让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故此，这个独立的价值范畴出现后，还反而对商品价值进行了改造。首先，价值闭合完成以后，商品价值的实体便从单一的“死劳动”[238]即劳动价值，变成了“物质与劳动”的结合体即这两种价值之和；而其本质即商品价值法则，亦因此由等量劳动相交换或劳动价值的等值对换，变成了等量的“物质与劳动”即这两者的价值之和相交换。因此，资本价值产生前后的商品虽说都是“价值载体”；但凝结其中的价值实体和连结它们的价值法则却已改变。其次，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236]，亦势必从既是“劳动产品”[237]又只代表劳动价值的金银，转向可以同时表现物质价值和劳动价值及其关系的“货币符号”[253]即纸币；而其结果，则是既令金银从此由“货币商品”[256]蜕变成了“价值商品”，又使纸币就此脱离了金银本位制，即无需再“代替”[253]金银而是独立地行使“货币的职能”[256]。因此，资本价值产生前后的货币也不可同日而语，即有着“商品货币”和“符号货币”之分；并且就其职能来说，前者只是“一般等价物”[256],而后者则还是“作为资本的货币”[257]。经过这番改造，商品价值便和资本价值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并可借助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258]和货币的双重职能相互转换；而至此，一个能够内在地沟通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两种价值，并适合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资本商品价值体系”也就终于形成了。
       据此可知，事实上只有资本价值而不是商品价值，才是剩余价值唯一正确的价值源泉；相比之下，剩余价值论的创立者即马克思的见解，却反而是若明若暗、含糊其辞的。比如他说：“如果把增殖中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259]可是，一向存在于流通领域并表现为“交换价值”[260]的商品和货币的价值，又凭什么会增生出“创造价值的奇能”呢？或者说，同样是“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的“交替”，为何在资本主义产生方式诞生之前却没能“生出”过剩余价值呢？由此可见，所谓“会生金蛋”的价值决不是商品价值及其在货币和商品间的交替，更没有理由认为“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反而必须承认，所谓“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261]，本来就是一向存在于生产领域并表现为“增殖的价值”[262]的资本包括“货币资本”[263]的价值。或者说，商品价值若要成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就必须从流通领域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但是这么一来，它便不再是商品价值，而是已经转换为具有“价值增殖”[262]功能的资本价值了。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价值，就是处在自发经济历史阶段上的人类，为了发展乃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凭借主观能动性所创造，并由本质和现象即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共同组成，用来构建和维系自发经济的两种形式即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系列社会尺度；它包括分别同人们的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相联系，并具有各自的法则、载体、职能和货币的商品价值和资本价值，还包括先后同初步的和全面的自发经济相适应，并分别以劳动和商品货币、物质与劳动和符号货币作为实体和货币形式的商品价值和资本商品价值体系。
       本门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提出社会价值论，除了它自身的需要之外，还是为了批判和纠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因为后者除了揭示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并对物和人所表现的价值关系做了一定阐述之外，便几乎一无是处了。首先，由于它既没搞清价值本身就是社会尺度、又没发现价值的本源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便只得把“一般”[232]的、“相同的”[237]、“抽象”[237]的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237]错误地当成了价值本身及其本源，并从而造成了价值实体、本身和本源的相互等同；其次，由于它还没领悟价值的本质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即“价值法则”,便只好把本该属于价值现象的人与人的价值关系错误地看作是价值的本质，并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247]。尤其无法迁就的是，正由于它没能弄懂价值的真相及其本质和本源，便只有把经济学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商品价值，并就此排除了另外一个价值范畴即资本价值；而这也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资本价值，却并不承认它自成一个独立范畴，反而把它曲解成了一种为资本所固有的商品价值属性。埋没了资本价值范畴，自然就抹杀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小商品经济中的商品和货币的区别，并进而否定了资本商品价值体系的存在；更严重的是，资本价值范畴被埋没后，资本和资本关系的本质与真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面目和变态形式，也被深深地掩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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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及其关系的真伪之辩搞清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来历、确立了资本价值范畴，人们就会明白，资本和资本关系的本质，就是走上全面自发经济道路的人类为了统筹生存和发展，运用资本价值法则赋予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关系的一种特定性质和职能，并且这种价值给赋还是对物和人这两类要素及其所有者关系的对等给赋，并不曾偏袒或排斥哪一方；因此，资本的真谛，就是因所有权分立而具有了资本价值，并可有偿使用、优化组合、高效运作、共同增值的全部生产要素，而资本关系的真谛，则是所有权分立后的各种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的价值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即“物质资本”和劳动即“劳动资本”，以及人们过去讲的“资产者和无产者”[264]之间的价值关系。由此可见，按照全面自发经济的本来面目，劳动和劳动者即是劳动资本及其所有者，而所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则就是物质资本和劳动资本及其所有者之间的价值关系；同时这也表明，资本和资本关系之所以“来到世间”，就是为了适应人类统筹生存和发展这两大主题的主观需求，而这，则正是其无可非议的原貌及历史必然性之所在。
据此，符合全面自发经济要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说穿了，它理当是物质资本和劳动资本的所有者之间的“对等合约”[78]。因为显然，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立，就是为了让它们的使用都受到本方所有权制约并由无偿变为有偿，而资本价值的对等给赋，则是要把商品交换关系中的“有偿合作、平等互利”原则引伸到两类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和价值关系中来，并奠定这种关系的原始规定性；所以说按照这种对等合约，两类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地位理当完全平等，并拥有既彼此对等又相互契合与制衡的义务和权利，即都需对等地出让本方资本的使用权，并据此享有本方资本的收益权，亦都须对双方资本的有偿使用、优化组合、高效运作、共同增值负责。同时，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265]，亦理当是两类资本所有者对作为生产结果的资本价值的“公平分配”[266],并需进行分别从属于生存主题和发展主题的两次“价值分割”，即先是同“简单再生产”[267]和“生存消费”相适应的“‘补偿价值’[268]分割”、后是同“扩大再生产”[269]和“发展消费”相适应的“增殖价值分割”；其中，前者即是对共同构成“生产资本P的价值”[270]的生产资料“Pm”[271]的价值和劳动力“A”[271]的价值所进行的分割与补偿，而后者则理当按照Cm：Vm＝Pm：A——Cm和Vm分别为“物质资本增值收益”和“劳动资本增值收益”——的原则对剩余价值“M”[272]进行分割，直至使两类资本所有者的全部收益分别为Pm＋Cm和A＋Vm。
相信人们会认同，这种对等合约式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既可实现劳资两利又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生产关系；那也就是说，按照全面自发经济的本意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正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让劳动的无产者也成为资本的所有者的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剥削”[273]已经不复存在，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又势必促成宏观经济格局中生产和消费即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发展；那么试问：在它面前，历来同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影相随的一系列社会弊病，诸如两极分化和生产过剩危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274]等等，还有什么理由产生和存在吗？所以说，只要遵守从全面自发经济的要求重新梳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它就从恶性变为良性的了；如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还可容纳另外一种生产关系，且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立也本不导致剥削。至于说这里的物质资本所有者仍然分到了若干剩余价值，那么其主体部分不正相当于在“##被过滤##社会里”[275]，从“社会总产品”[275]中事先“扣除”[275]的“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275]吗？更何况，倘若社会中没有人专职从事劳动价值在物质生产要素中的积累，并使整个生产领域日益变为“终端劳动对象”的话，那么人类又怎能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直至实现向自由经济的历史迈进呢？据此可知，这种生产关系中的物质资本所有者仅保留了有益的性质和职能；因此，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只需把旧的劳资关系改造成双方的对等合约即可。
诚然，眼下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仅仅是理论上的并不曾出现过；然而，它不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有史以来所本该具有的生产关系吗？随着这种生产关系的提出，一个作为全面自发经济条件下的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而不容违背的客观规律，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或曰真正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为保证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全面自发经济中人们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必须自觉保持物和人这两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彼此对等的权益和价值关系，直至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发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只能由旧资本主义的生产及分配关系与之相匹配；因为新资本主义的生产及分配关系无疑比前者更加符合这种生产方式本来的规定性。同时人们还可看出，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原罪”[90]，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夺了本该属于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至于他们获得本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么这却正是全面自发经济中生产及分配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区别就取决于劳动者的身份，即他究竟是作为“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276]的出卖者还是作为劳动资本的所有者置身其中；而这又决定于，作为“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277]的劳动者怎样处置他的劳动力，即到底是把它“当作商品出卖”[278]，还是保留它并以此作为获得本方资本权利的前提。事实上，即使劳动者出卖了劳动力，他也不能免除劳动；然而，劳动力被出卖，他却丧失了“劳动资本所有权”。这是因为，劳动资本的价值给赋只能针对劳动进行，从而它的价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