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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 诸巍 本报实习生 李佳
●嘉宾: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
■新闻背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提出,国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很大,原本预定“北大在2018年,清华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日程表应该现实地推迟。这
番话引起了国内高教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究竟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是否正确?日前,原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先生莅临本报“新信息、新观点”讲堂,专门论述了这一话题,并与记者展开对话。
■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研究生
主持人: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国内不少大学纷纷立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然而十年已过,北大、清华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依然停留在200多名,其他学校更在300名开外,现实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关于“研究生质量下降”的议论,令人瞩目的世界级科研成果迟迟不见踪影,目标与现实的背道而驰,让人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找准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
杨福家: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一流大学。吴健雄先生说的很简单,“周六晚上,看看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是否灯火辉煌,就知道它是不是一流大学。”道理很简单,研究是怎么做出来的,成果是怎么拿出来的,都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拼出来的。我到剑桥大学访问,晚上10点钟,朋友带我到他的实验室,他全部25个研究生一个不少,都在埋头干活。复旦的一个学生40岁不到就当上了斯坦福大学教授,他告诉我,他的研究生就像他当年一样,每周工作14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20小时,这在国内难以想象。年轻人受传统思维束缚少,思维活跃,正是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凭借自己的研究生论文拿了大奖。我们除了有一流的教师外,还需要有一流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今天的国内一流高校,一流研究生特别缺乏。
主持人:为什么您所描述的“集体拼命”场景在国内大学很罕见?难道我们能够把责任归结在研究生们自己不努力吗?
杨福家:当然不是这样。我的感觉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学生在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做出来了,也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大家都是为了WP在做,缺乏挑战科学高峰的勇气。而在世界一流大学,很多研究生就是在诺贝尔奖师长、师兄的鼓励下,直接奔着诺贝尔去的,他们努力,因为他们盼望登上科学殿堂的最高处。诺贝尔奖得主施里弗在1956年开始研究生学习时,导师给了他十个题目选,其中就有当时困扰科学界四十年的“超导成因之谜”。施里弗勇敢地选择了它,也真就做出了名堂,得了诺贝尔奖。
这在我们看来真是匪夷所思,按照国内现行体制,“博士只能做三年”,很多教授不敢给研究生难题,因为一旦不能结题,对学生、老师都是不小的尴尬。而且因为博士的报酬很低,也不可能让他们长期从事博士研究。给研究生更好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拼命工作,这是非常必需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缺乏能给学生出大题目的教授。人才和机制都同样缺乏,这种情况亟待改观。
■一流大学不是一流大楼
主持人:聘请好的教授、给研究生更好的待遇,这都需要钱,我们有那么多钱吗?财力缺口是不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瓶颈所在?
杨福家:钱永远是缺的。但比起过去来,中国大学的办学经费已经大大增加,关键是怎么分配使用的问题。1998年,我到剑桥大学访问,他们的校长告诉我,剑桥全年经费10%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基础建设,90%用在了“人”身上。这里的“人”肯定不是人浮于事的人,而是提高教授、研究生的待遇,从世界范围吸引人才。当时我很震惊,因为复旦大学的经费开支正好倒过来,几乎都用于设备上。观念的差距在哪里?科学研究需要设施、设备,但更关键的是靠人。现在很多大学都在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这也许是扩大招生的需要,但它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能起多大作用,我很迷惑。
我想举的一个例子是,三年前美国德州达拉斯大学还是一个三流大学,但是他们找准了方向,不惜重金请来了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麦克迪尔米德,以及几位相关知名教授,建立纳米研究中心,随即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此的研究生,于是巨变产生了。三年前这所学校没有一人有资格参加的纳米国际会议,去年邀请了达拉斯大学50人的代表团参加,作了一个主题报告,五个大会报告。达拉斯大学没有造一幢大楼,但是没人能够否定,他们正在向世界一流迈进。这两年,国内大学虽然也在积极聘请国际知名学者,但是还没有能真正请到业界的领军人物,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投入。
■“摊大饼”成不了世界一流
主持人:参照达拉斯大学的例子,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我们是否也可以抓住若干个学科重点突破,作为进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合理路径?
杨福家:这恰恰是我想强调的。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连续三年荣登世界大学排名榜首,它就不是综合性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最近连续几年排名世界前五,它也不是综合性大学。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就像弦乐合奏中的大提琴、小提琴、中提琴,做出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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