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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游荡

初步评析：通过对西方刑罚目的的报应论、功利论以及一体论的研究，可以看出，三者既是对刑罚目的本身侧重点的争论，又是针对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形成的争论，报应刑从刑罚的正义性，目的刑从刑罚的功利性（或称有效性）分别作了不同的回答。它们都是从一个说明刑罚正当化根据，这也是受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个人为本位，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报应刑正是从犯罪人个人角度来说明的刑罚目的，罪责自负。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带来，国家对社会生活干预调整加强，以社会为本位的目的刑罚论兴起，主张从社会角度出发，刑罚应被用于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一种法学流派和思想的产生都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另外报应刑和功利刑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报应刑论者也承认刑罚的预防性，反之亦然，但当涉及到基本立场时，对立便尖锐起来。

由于前两种学说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因而不能很好的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刑罚目的一体论便应运而生，一体论综合了两派的学说的优点，更加科学和全面，但他们又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报应和功利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引发了新的一轮纷争。

三、我国关于刑罚目的学说史、争论及初步评析

由于刑罚目的理论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刑法学者历来重视这一问题的探索。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就开始了第一轮对刑罚目的比较集中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规模较小，1957年前后，曾先后发表了7篇关于本问题的论文，当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1）惩罚说。认为刑罚既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适用刑罚的目的就在于使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权力受到剥夺，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犯罪发生。2）改造说。认为我们对犯罪判处刑罚，既不是为了追求报复的目的，也不是将惩罚作为目的，而是通过对犯罪分子惩罚这种手段，达到改造犯罪人，使其重新作人目的。3）预防说。认为刑罚固然具有惩罚属性，但是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人，使其受到痛苦并不是我们目的，而应该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8]。文革时期，各种学术研究遭到破坏，发展缓慢。文革结束后，对刑罚目的的研究又开始更加深入的探讨，大量的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其中不乏精品力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并展开了两次大的争论，一是关于刑罚目的的层次论与预防论之争，一是关于刑罚是否具有惩罚目的之争。出现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对刑罚目的理论的深入发展，归纳起来，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教育改造说，认为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人，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同时，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应绝对排斥旧时代的报应、威吓观念，惩罚只是手段，刑罚目的只能是通过惩罚和制裁犯罪人来教育改造他们，二是惩罚改造说，认为刑罚具有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同时又具有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因为对少数犯罪人适用刑罚不能不部分的以惩罚和报复为目的[9]，三是双重预防目的说，认为我国刑罚目的分为针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和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 [10]，四是刑罚功能充分发挥说，认为刑罚目的是追求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即最大限度的预防犯罪 [11]，五是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是惩罚、威慑、改造、安抚、教育，终极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2]，六是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包括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不稳定分子，抑制犯罪意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13]，七是直接目的、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包括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和教育鼓舞公民遵守法律、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间接目的是堵塞漏洞、铲除诱发犯罪的外部条件，根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14]。在此笔者只是列举了部分教材和专著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至于在各种学术论文和期刊中，关于刑罚目的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是繁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上述关于刑罚目的的论断，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阐述的，都有其真理的一面，当然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所以在这里，我觉的不适宜用正确与否来界定，而只能说哪一种更加合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界一直提倡的方针，这也有利的促进了理论的前进，只要我国在刑事法典中未明确规定我国刑罚目的，关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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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构想因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而部分地变为现实，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也必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得以实现。当港、澳、台在“一国两制”下实现与祖国的统一，港、澳、台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之时，中国的国家主权是否受到限制或分割？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有何变化？港、澳、台地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又如何？本文将运用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析。

一、港、澳、台问题的由来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为1076平方公里。1840年至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于1842年8月29日强迫清ZF在英国炮舰上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除给予英国赔款和“五口通商”之外，还规定：“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居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 从而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1856年至1860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趁占领北京之机，于1860年再次强迫清ZF签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即《中英续增条约九款》），将香港岛对面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嘴区（即今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割让给英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英国又强迫清ZF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规定：“今中英两ZF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新租之地。……以九十九年为限期。”（2） 英国据此强行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面积为975.1平方公里的新界地区。由此可见，香港是英国以军事力量支持外交手段，强迫清ZF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占领的，香港问题属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问题。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届中国ZF都不承认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943年，##被过滤##ZF曾与英国ZF谈判解决新界问题，但终因国力衰微和##被过滤##忙于打内战而贻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新中国成立后，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领土遗留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改革开放以后，##被过滤##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针对TW问题而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并把这一设想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在“一国两制”设想指导下，中英两国经过艰苦谈判，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宣告该联合声明正式生效。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国家关于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化、条文化、法律化，为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民主自由、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在香港顺利进行了政权交接，中国在155年之后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

澳门由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三部分组成。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以舟触风涛、需凉晒水浸贡物为由，强行租借濠境（即澳门半岛）。1557年，葡人通过贿赂中国地方##被过滤##得以在澳门半岛定居，并每年向澳门的管辖县广东香山县缴纳地租。自1849年开始，葡萄牙人趁清ZF战败之机，赶走清驻澳##被过滤##，拒绝向当地ZF缴税，并相继侵占了澳门半岛南面的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清ZF先后在里斯本和北京与葡萄牙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同时又规定，“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3） ，但双方始终未就澳门的界址达成协议。1955年，葡萄牙颁布“澳门海外省组织法”，称澳门为葡萄牙的一个省，并宣布要举行澳门开埠400周年纪念活动，因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才使这一非法活动未能举行。1974年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后，重新确定澳门是“葡萄牙管辖下的中国领土”。1979年2月中葡建交，双方就澳门主权问题达成谅解。1986年7月1日至1987年3月23日，中葡双方就澳门问题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举行了四轮会谈，1987年4月13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全国人大于1993年3月3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澳门的顺利回归奠定了法律基础。“光荣99”后，澳门顺利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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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也享有类似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即“澳人治澳、高度自治”。TW与港、澳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按照##被过滤##的设想，TW回归祖国以后，将享有比港、澳更高的自治权，“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TW问题以外，还允许TW保留自己的军队。”（7） 海峡两岸的统一不是大陆把TW吃掉，也不是TW把大陆吃掉，“祖国统一后，TW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TW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TW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TW自己来管。中央ZF还要给TW留出名额。”（8） 未来的TW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这种高度自治权是高度自治之至极，世界上不可能有比这种高度自治更高的“自治”了，若有更高的“自治”，即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主权国家之下的地方ZF了。

三、“一国两制”与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国际法主体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即国际法主体“本身享有国际法上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或权力，而且，一般地说，享有在国际上直接或通过另一个国家（如在被保护国家的情形下）间接行为的能力”。“正是各国通常所具有的权利、义务和权力合在一起，才被认为构成最完全的国际人格。”（9） 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中国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规范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主权，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构成国家的四个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主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属性和最根本的特征，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他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1577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主权概念，1762年，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主张主权具有三大原则，即不可转让和分割、完全绝对和神圣、完全不可侵犯，进而得出了建立共和国的结论。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权是指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它既是法律上的权利，接受国际法的调整，又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不依法律规定而存在，并可以作为法律权利的渊源和解释；它既是一国的最高权和专属权，又可以与广泛的具体权利相联系。”（10） 国家主权不能被非法地分割和限制，也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针对香港的主权问题，##被过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1） 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有关割让和强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英国从来不曾在法律上合法地拥有过香港的主权。因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的移交绝不可能是主权的移交，而只能是香港地方政权的移交，中国方面是正义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英国则是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的事实，在中葡两国建交之前就已多次得到葡国ZF的承认。TW的地位早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1945年##被过滤##ZF光复TW就是在“中国领土”的名义下进行的，“TW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得到了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的承认。

“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同时香港又是中央人民ZF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凡属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整体利益范围内的事务必须由中央管理，香港无权对这类事务进行“自治”。具体说来，就是国防权和外交权必须由中央ZF行使。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12） 外交权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和##被过滤##为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而以国家的名义行使的谈判、访问、交涉、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等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ZF不拥有这种外交权，外交权由中央ZF独享，这关系到中国的主权统一问题。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根据中央ZF的授权，自行处理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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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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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被过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被过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

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

二

《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规定：“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的成立与发展，使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被过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权遭受大规模侵犯，这种侵犯人权事件就属于国际法上的人权问题。再如南非以前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与联合国有关国际##被过滤##条约相抵触，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了广泛谴责，并对南非采取了各种制裁措施，迫使南非改变这种不人道的做法。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要求有关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内法和国内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已经被国际条约所规定并获得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

又又

初步评析：通过对西方刑罚目的的报应论、功利论以及一体论的研究，可以看出，三者既是对刑罚目的本身侧重点的争论，又是针对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形成的争论，报应刑从刑罚的正义性，目的刑从刑罚的功利性（或称有效性）分别作了不同的回答。它们都是从一个说明刑罚正当化根据，这也是受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个人为本位，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报应刑正是从犯罪人个人角度来说明的刑罚目的，罪责自负。

三、我国关于刑罚目的学说史、争论及初步评析

由于刑罚目的理论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刑法学者历来重视这一问题的探索。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就开始了第一轮对刑罚目的比较集中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规模较小，1957年前后，曾先后发表了7篇关于本问题的论文，当时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观点，1）惩罚说。认为刑罚既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适用刑罚的目的就在于使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权力受到剥夺，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犯罪发生。2）改造说。认为我们对犯罪判处刑罚，既不是为了追求报复的目的，也不是将惩罚作为目的，而是通过对犯罪分子惩罚这种手段，达到改造犯罪人，使其重新作人目的。3）预防说。认为刑罚固然具有惩罚属性，但是适用刑罚惩罚犯罪人，使其受到痛苦并不是我们目的，而应该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文革时期，各种学术研究遭到破坏，发展缓慢。文革结束后，对刑罚目的的研究又开始更加深入的探讨，大量的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其中不乏精品力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并展开了两次大的争论，一是关于刑罚目的的层次论与预防论之争，一是关于刑罚是否具有惩罚目的之争。出现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对刑罚目的理论的深入发展，归纳起来，主要学术观点有：一是教育改造说，认为刑罚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人，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同时，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应绝对排斥旧时代的报应、威吓观念，惩罚只是手段，刑罚目的只能是通过惩罚和制裁犯罪人来教育改造他们，二是惩罚改造说，认为刑罚具有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目的，同时又具有惩罚犯罪人的目的，因为对少数犯罪人适用刑罚不能不部分的以惩罚和报复为目的，三是双重预防目的说，认为我国刑罚目的分为针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和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四是刑罚功能充分发挥说，认为刑罚目的是追求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即最大限度的预防犯罪，五是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是惩罚、威慑、改造、安抚、教育，终极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六是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包括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不稳定分子，抑制犯罪意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七是直接目的、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说，认为刑罚直接目的包括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和教育鼓舞公民遵守法律、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间接目的是堵塞漏洞、铲除诱发犯罪的外部条件，根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在此笔者只是列举了部分教材和专著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至于在各种学术论文和期刊中，关于刑罚目的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

这一时期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是繁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上述关于刑罚目的的论断，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阐述的，都有其真理的一面，当然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所以在这里，我觉的不适宜用正确与否来界定，而只能说哪一种更加合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界一直提倡的方针，这也有利的促进了理论的前进，只要我国在刑事法典中未明确规定我国刑罚目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一直会继续下去，就像我国刑法的目的一样，已经为我国刑法典明文规定，所以就不会出现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的争论。

综观上述八种观点，大体上是对50年代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完善，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预防论，结合教育和改造的手段，并为超出我国传统的关于刑罚论研究的框架，许多学说只不是原来的理论的一些重新整合，并无太多有创新性的学说问世。而且在我们所使用的各种权威的教科书中，大多数对本问题的论述内容和篇幅都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预防论，可见作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教材，专家们都不想冒失的在这个极富争议的论题上投放过多的笔墨。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最大的成果是层次论的提出，即两层次和后来的三层次论，把刑罚目的界定为直接目的、根本目的和直接、间接和根本目的。我国刑罚目的不仅是多方面的，而目的与目的之间还有一定的层次性，是层层推进的关系，运用层次论来描述刑罚目的，使得这一体系更加科学化和严密化，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三层次的刑罚目的论。

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内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现有水平上，不要只在刑罚目的深度上下功夫，也要在广度上挖掘。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向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提出质

又又

刑罚目的论

摘要：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乃至刑法总则原理部分十分重要的问题，它贯穿于刑罚创制、 适用与执行的 整个过程，对于刑事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又是理论上最富争议的课题之一，因此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

一、刑罚的定义和意义

1.定义，刑罚作为实现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是一种强制方法，它本身并无任何目的，这里我们所说的刑罚目的，是统治阶级发动刑罚主观上所希望达到的 结果，是一种以观念形态存在的主观追求，这就决定了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但具体到刑罚目的的定义，我国刑法学者又大体上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最狭义的刑罚目的说，认为是国家对犯罪适用刑罚的目的，即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结果；中义的刑罚目的说，即制定和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的；广义的刑罚目的说，认为刑罚目的应包括刑事活动的所有阶段，不应仅局限于适用阶段，实际上是国家通过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预期理想之结果。这三点观点在统治阶级主观期望性这一点上是统一的，不同是的对它外延的界定，显而易见，广义刑罚目的说最为全面，刑罚目的是反映在刑事活动每一个阶段的，而在整个刑罚运行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统治者所要达到的目的，直到最终实现，而不能把它人为分割，限制在某一阶段，因此笔者更同意第三种观点。

2.意义，刑罚目的对整个刑罚的运行有重要意义，表现有：（1）刑罚目的制约着刑事立法，是 刑事立法指导思想之一，刑罚目的一经确定，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刑罚体系，作为其赖以实现的手段。（2）刑罚目的决定着刑罚的适用，直接影响着刑罚裁量的结果，审判人员在刑种、刑期及量刑幅度的选择上，都受它的影响。（3）刑罚目的指导刑罚的执行，刑罚的执行是刑事责任得以最终落实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关键所在，只有行刑的方式、内容、制度等一系列环节都与刑罚目的相符合，行刑的效果才能更好。

二、西方刑罚目的论学说及初步评析

一般认为，一部西方刑罚学说史就是报应刑与功利刑论理历时久远的对立纷争的历史，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在很早就已开始，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在本文，笔者将分别探讨刑罚目的的报应刑论和功利刑论。

1、报应刑论，报应是指对某一事物的报答或反映，在刑罚理论中，报应是指刑罚作为犯罪的一种回报补偿的性质以及对此的追求。报应刑论将刑罚目的理解为对犯罪的报应，又称绝对主义。其基本含义是，刑罚是针对恶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是恶害，恶报必须与恶行相均衡。“因为有犯罪而科处刑罚”是报应刑刑罚理论的经典表述。具体而言，正义是报应刑正当化的根据，报应作为刑罚目的，对犯罪人适用，是因为他犯了罪，通过惩治犯罪表达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和社会公众心理秩序，而正义是评价某一行为或某一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它往往成为一种行为或一种社会制度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刑罚制度同样也要合乎正义，而报应正是这种刑罚正义的体现，首先，报应要求将刑罚惩罚的对象限于犯罪人，而不能适用于没有犯罪的人，既有罪必罚，无罪不罚，因而，报应限制了刑罚适用范围，这是报应刑质的要求；其次，报应还要求将 刑罚惩罚的程度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程度相均衡，对犯罪人施加刑罚不得超过犯罪的严重性程度，即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因而报应又限制了刑罚的适用程度，这是报应刑量的要求。西方早期所主张的报应刑论和野蛮的血腥同害报复是有本质不同的。伦理常识为报应刑提供了观念基础，报应作为一种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要求的常识，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深入人心，伦理和常识是一种社会通识或共识，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为报应提供了社会支持。

报应作为一个古老的观念，作为刑罚目的经历了从神意报应到道德报应到法律报应再到规范报应得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尽管各种报应刑论之间存在理论差异，但贯彻始终的是报应的基本精神，即根据已然之罪确定刑罚及其惩罚程度，追求罪行之间的对等性，下面分别论之。

（1）神意报应论，在经过古代残酷的同态复仇之后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近代最早的一种报应刑理论，认为神是正义的象征，神意就是正义，犯罪是违法神意，应当受到神的惩罚，国家是神的代表者，神授予了国家以刑罚权，国家对犯罪的刑罚是根据代表正义的神的意志而实施的报应。德国学者约尔克是近代神意报应论的代表，该学说借助虚幻的神来证明刑罚的正当性，将刑罚与宗教混为一谈，是在当时科学不发达，人们比较愚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2）道德报应论，认为社会的道德观念是正义之所在，人类社会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经久不变的，应当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原则即绝对命令，犯罪是作为自由意志的人实施的违反这一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以康德为代表，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