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民主主义前进之一

浙江蓝汛

三、历史真相的掩盖及其由来

    综上所述，现实生活中的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过是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遭到人为篡改所产生的一个变种；那就是说，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确曾透出过一线希望，只是又旋即被变质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彻底扑灭了。但是，这个历史过程却无疑从反面证明，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应该，而且还是可能的；只不过要让它成为现实，还有待人类对所谓“永恒的自然规律”[294]进一步地觉悟和驾驭。
    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认为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一个变种，更不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可拥有另一种生产关系及其可能性；因为它并不承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有什么瓜葛，并从而切断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致使其改变性质的那些因素之间的牵连。诚然，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282]和“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295]但是，他却没能看出正是这些社会历史的因素让新生产关系改变了性质，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按照小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并从“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86]中产生出来的历史起点，即“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296]为此，马克思还有意淡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是从在当时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大农业”[297]中产生出来的历史事实，反而把它的“历史起源”[86]同更多地依存于小商品经济的“小农业”[297]、“小生产”[227]中的“自由私有者”[227]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对于既对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一锤定音，又能证明它改变过性质的超经济强制，马克思则认为，它不过是促使这种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变得简捷而明快的一种辅助手段，即“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76]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进而，这些结论又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了呢？
    恩格斯曾经讲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至理名言：“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298]本文则进而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从属于社会发展史，并揭示其经济规律的科学。因为显然，假使我们不想陷入形而上学的话，那就必须承认前者的研究对象正是后者每个横截面上的人类经济生活；因此，这种研究本身亦必须首先抓住社会发展史中最为根本的主题，并使得其全部结论都符合后者的基本原理才行。本文之所以要首先提出自发经济论，就是为了让本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目的、方法和手段都统一于一点，即“论从史出”；所以，它才有可能提出新的价值论、资本论和原始积累理论，直至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面目及其变态形式与成因。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是先把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再对它进行研究的；同时它的目的，又是为了通过这种研究而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一部“工人阶级的圣经”[299]。于是乎，一种错误的，即“基于结果的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便也就此形成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300]接着，马克思又确立了他的理论范式即“商品经济论”和“商品价值论”[301]，亦如他本人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51]
    然而，所谓商品经济论顾名思义，却是一种以商品经济为线索，并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仅同小商品经济一脉相承的事物来进行研究的理论；而这也就决定了，它不仅无法揭示前者独立的历史成因，还反而难免抓住两者中都存在的“商品和货币”[251]而把它们貌似合理地嫁接在一起。同时，商品价值论又是一种服从和服务于商品经济论的价值理论，其基本特征一是只承认商品价值范畴，即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302]二是仅仅从价值现象出发来研究价值；而这就又决定了，它一方面必然会排除资本价值范畴及其独立品质，并把资本价值看作是商品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则难免会提出劳动价值论，并就此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彻底地对立起来。所以说，正是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伴的商品经济得以产生的全部要领，即人类用全面自发经济统筹其两大主题的历史必然性，生产要素所有权分立、使用权结合的历史必要性，和资本价值的对等给赋等等，便统统被掩盖起来了；既然如此，那么这门政治经济学便不得不一方面只有从两种商品经济的共性因素出发去揣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的来历，并就此排除了它们同封建经济结构之间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则否定了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一种变态形式，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就是以其商品经济论为基础的，即认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258]“货币转化为资本”[258]，“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258]“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303]最早的货币资本就是中世纪已经留下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即“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304]。“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257]即前者是“为买而卖”[257]、后者是“为卖而买”[257]。固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305]“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77]“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44]“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279]“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306]因此，“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307]简言之：“资本是死劳动”[238]；但死劳动却统治活劳动。
    由此可见，马克思已经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天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两类资本所有者间有偿合作、平等互利的对等合约，而是只能以劳资间的“阶级对立”[297]为基础，即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占有价值和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所以说，把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以“等价物的交换”为“起点”所形成的一种事物，实际上就是认为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只能是一种商品所有权和商品本身，而注定不能成为劳动者的劳动资本所有权的前置形式。不但如此，从这种观点出发还势必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即把资本主义剥削也当成商品价换关系的直接产物，而且是必然和难免的，甚至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308]的一部分，并反而替超经济强制开脱了罪责；因为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不二法门的信服，就连恩格斯也承认：“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绝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309]然而，所谓“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不正是原始积累过程中超经济强制的产物吗？所以说，所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的观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继资本理论之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原始积累理论，即认为“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成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310]据此可知在他看来，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立也就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因此，这种分离便只能发生在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身上，即“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而对于这种分离的必然性，他则解释道：“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227]但是，“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被过滤##，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311]
    最终，被恩格斯引用过的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外表上是交换……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权利，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312]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还对马克思这个结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来自“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313]，作了更加绝对化的阐述，并俨然把它概括成了一个历史定律：“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ZF状态。”[314]但是，劳动力所有权的独立存在不是恰恰表明，它本身就是一种“劳动条件的所有权”，而所谓“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其实也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种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彼此分立吗？既然如此，又凭什么把这种为全面自发经济所必需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立，片面而狭隘地理解为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且还“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会把主要发生在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的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立曲解为只有在在自由私有者中才能发生的“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296]，就是因为它实在看不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本来的原始动因和逻辑起点；因此，假如它不再把这种经济结构的来历同小商品经济的两极分化即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紧密联系在一起，直至证明它不过是小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话，就再也无法对它的历史起源和形成机理作出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解释，即找到其纯粹经济学的原因了。但是这样做的客观效果却是适得其反，即反而把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来历严严实实地密封起来，并反而把后者的变态形式当成其本来面目了；由此可见，曲解生产要素所有权分立的要害，就是抹杀了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是一个变种，并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本该具有的生产关系及其历史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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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跳出误区确立新资本主义
四、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之否定

    事实上，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本来就是他继亚当·斯密之后，为解答即“脱出”[90]“资本积累”[90]“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90]，所提出的一个看似逻辑周延、实则不知就里的“假定”[90]；而这也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虽说阶级立场截然对立，却仍有着相同内核，即都认为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唯一和本该如此的，反而都没发现它只是一种变态形式。
    同时人们还可看出，尽管恩格斯曾批评黑格尔的思想方法是“头足倒置”[315]，可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却没得到彻底匡正即转变为“头足正置”，反而变成了一种不去追寻积淀在各种经济事物中的原始动因和逻辑起点，却凭借思维把全部既成事实从时间和空间上串联起来的，既舍本求末又“头足侧置”的思想方法；而这则又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对政治经济学说来最具有本源意义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种关系到底谁决定谁的看法上，马克思就只能把前者对后者的反作用误解为前者决定后者，即“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316]，却始终没发现后者最终决定前者，即前者本来就是后者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非但如此，这种割裂历史、头足横卧的思想方法还造成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相互关系的偏颇认识，即如他自己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6]“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05]但是本文却认为：从自发经济看，人的本质正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是以各种私有制作为意识和行为主体，并裹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也不是后者决定前者，而是它们共同存在，并在人的主观能动性支配下相互作用和转化，直至构成不断演进中的人类社会。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上述结论，那不过因为，他事实上是站在一切社会关系既已形成和一定社会存在既已存在的历史基点上，来考察人的本质和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的；然而问题却在于，一旦作为人类意识和行为主体的私有制及其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能动作用被抽掉，那么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不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
    背离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方法、手段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原始错误，已经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惨重损失；这其中既包括后来形成的若干个别结论的错误，也包括从中得出的一系列属于全局性和根本性，并足以否定它自身的重大理论错误。前者如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地租”[317]理论，由于他压根儿就没料到这种地租是来自资本价值法则对各种土地资源的价值给赋，便只好牵强地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其成因，并不免为此极力回避地租属于生产成本的事实，最后便只得一则认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318]另一则又杜撰出“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319]；而后者则又在于，正因为马克思既没看到生产要素所有权分立的历史必要性又没发现真正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便只好一则把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320]，另一则又把劳资关系彻底倾斜状态下的剩余价值规律武断地当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321]。对于这里的前一类错误，本文因受主题限制无暇一一顾及；但是对于后者，却不得不给以毫不容情的彻底揭露和澄清。
    本门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人类能够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一系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实现发展乃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是自发经济的本质，也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人与其他动物的高级区别之所在；至于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反而建立了一种错误的人际关系并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那么这个过错却不该归罪于私有制，反而应当归罪于夹杂在自发经济内部的非自觉因素，何况这种非自觉因素又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克服和纠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萌生到变异的历史过程无非在昭示后人：人类固然能够凭借主观能动性建立一种全面适合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反而无力摆脱他们在自然状态下业已形成了的人对人的胁迫和欺凌，还反而让后者在前者中改头换面地延续下来，并构成了全面自发经济中的逆潮流因素，以至于干扰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初衷；难怪马克思曾痛斥：“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322]，而恩格斯则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323]
    据此而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局和根本性错误就在于：它把仅凭旧资本主义社会的扭曲现实归纳而成的基本矛盾和经济规律，当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规律，并就此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这种生产方式和作为全面自发经济原动力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而结果，则是既彻底排除了人类完全能够建立起一种对等合约式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来消除现存变态形式的劣根性，直至实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可能性，又直接给一种不切实际的生产关系革命提供了口实。难怪马克思会认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324]“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9]。“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325]“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26]
    实际上，只要捐弃任何成见或偏见便可发现：旧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由物和人这两类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彻底倾斜的权益和价值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同全面自发经济的本意，即让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也就是由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分配关系的变异所形成的剩余价值规律，同它的本来面目即真正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之间的矛盾；因为显然，正是在这个矛盾的推动下，才有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27]，即“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28]继而“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329]“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327]并“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因此，若想了解这个基本矛盾发生作用的机理，只须抓住它的症结，即源于初次分配中资产者占有了劳动者的Vm所形成的Pm＋Cm＋Vm与A之间的倾斜关系，并把它以总和的方式在宏观上展开便可见微知著了；当然，为了揭示这个过程的全貌，尚有必要先把这种总的倾斜关系分解为Pm＋Cm与A之间的失衡和Vm与A之间的对立，继而再分析Pm＋Cm＋Vm与A之间的关系破裂，直至总结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成因和本质。
    首先，微观经济结构中资产者和劳动者的价值关系在Pm＋Cm与A方面的失衡，势必引发生产规模盲目扩大和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而其本质则是生产脱离了本应有的“内在动机”[330]和“目的”[330]；进而，这个矛盾又必然导致同行资本家的恶性竞争即“资本的集中”[289]、“垄断”[289]和“一个资本家##被过滤##许多资本家。”[289]尔后则是失业工人的恶性竞争和“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331]。其次，微观经济结构中少数资产者占有了众多劳动者的Vm用于消费，又必定促使Vm与A的消费乃至产业结构和资本商品价值体系产生分化和倾斜，即一端是以“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高”[332]的“生产奢侈品的部门”[332]林立，而另一端，真正为满足全社会生活必需的基础产业的产品价值和利润，却被劳动大众日渐低下的购买力压缩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于是，一个挥金如土和生活必需相抗衡的“畸形社会生产消费结构”、一个包括工农业产品价格在内的“高低端产业的产品价值剪刀差”，和一个上富下穷、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便作为这种社会的常态出现了，而其本质则正是这种社会必不可免的两极分化，即少数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资源、生活愈益奢侈，大多数人却反而只能享有越来越少的财富和资源、生活日益贫困。在这里，Pm＋Cm与A的失衡和Vm与A的对立互相影响，并促使这两者的差距同步扩大，直至把资产者和劳动者都程度不同地卷入到“生存斗争”[53]的漩涡中来，而这种社会本身，亦变成了一种令人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底线社会”；在那些老牌的旧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生存斗争和底线社会只能靠劳资间的阶级较量、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扩张及不平等的对外贸易、对农业等基础产业的财政补贴和失业者的生活救济，及发展慈善事业和惩治犯罪等手段缓解和维持。
    生存斗争的底线社会还只是危机的沃土；但上述矛盾的恶化却终究会把底线击穿。首先，A的持续萎缩迟早会把Pm拖回到与之相适应的水平，并逼迫相对膨胀的Cm变为“过剩资本”[333]滞留在流通领域，而满足了奢侈消费后剩余的Vm也必然源源不断汇聚其中；于是，过剩资本便只好“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334]等，其本质就是过剩资本的虚拟增殖，而且乐此不疲的也并非只有“大量分散的小资本”[334]。其次，当劳动者的Vm被剥削之后，他们便只得靠低微的A来兼顾生存和发展这两种消费，而结果则必然是这两者都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遂迫使其另谋出路；或是借贷消费，而本质则是过剩资本对Vm的有偿填充，或是节俭出部分A“投资致富”，却反而把A投入了过剩资本，并把社会矛盾植入了人的本性之中。最后，当A被基本上掏空，即其短缺、透支和异化已使它呈现零甚至负值的时候，不仅生产资料和产品会大量闲置和积压，而且庞大的过剩资本也会暴露其泡沫、坏账和“纸制复本”[335]的真相而挥发殆尽；至此，以“生产过剩”[329]和“资本过剩”[334]为表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便来的，其本质就是资产者的Pm＋Cm＋Vm与劳动者的A之间的价值关系彻底崩溃，而结果则无异于用一个硕大的正数去乘以零或负数！
    拯救经济危机是国家行政和金融机构的事，即力求通过包括发行国债和纸币在内的赤字财政来启动投资和生产、拉动就业和消费，而本质则是物质资本价值的“重新给赋”，以便炮制出新的“现实资本”[335]；但是，无论这些拯救措施多么雄心勃勃和“对症下药”，却终归是在旧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挣扎，并难免把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296]出来，以至于让整个社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起点，再转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336]“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337]“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338]
    然而，所有这一切却还不是旧资本主义的最大恶果；更要命的是，它破坏了全面自发经济中的发展主题。因为显然，一方面，资产者占有了劳动者的Vm用来奢侈消费，势必既基本上剥夺了广大劳动者的发展消费需求，又使得社会生产力被迫进行过度的横向扩展，另一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难免让固定资本更新和新技术革命事实上变成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339]；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340]它是“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337]。

[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4-29 13:02 编辑 ]

浙江蓝汛

五、新资本主义革命及其要领

       如前所说，人类建立全面自发经济的目的本是为了统筹生存和发展，即在保障生存的基础上发展，再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现实生活；但是，所有这一切却只有在人们的生产及分配关系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实现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发展时才能办到。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本不该有什么周期性，从而人类也毫无必要非得透过一轮轮的经济危机去捕捉新产业革命的玄机；相应地，资本主义再生产也本不该是一味地扩大，反而理当是共同支撑着两大主题的“生存再生产”和“发展再生产”。同时人们还可发现，所谓“资本的稀缺性”，完全是旧资本主义制度制作的一个伪命题，且劳资关系越倾斜，旧资本就越显得“稀缺”；广而论之，当今人类社会所有难以破解和根除的重大问题和矛盾，无论它看似多么游离或超脱，却本质上都是旧资本主义制度的衍生物。所以说，全面自发经济条件下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为的生态系统，而作为其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则等于“木桶理论”中那块最短的板条，并自始决定着这个系统对人类生活的承载能力及其常态；故此，一种符合或违反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规律的生产关系，就必定造就出一个优良或恶劣的社会生态系统，且随着社会“基本共识”的好坏，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或友好或恶化的反应。据此可知，若想彻底铲除旧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祸害，就必须进行“新资本主义革命”；它既是弥补旧资本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的革命，又是针对旧资本主义制度所进行的革命。事实上，人类社会本不存在什么永恒的自然规律，反而只有要么自发、要么自觉地形成的规律；因此，所谓全面自发经济就其本质而言，亦本该是一种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自觉经济”。只有在这种自觉经济中，“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才会被“内容上是自由的劳动”所取代，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才能回归至一种对等合约和一种“自觉人联合体”；尽管这种联合体还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被过滤##即自由经济条件下的“自由人联合体”[341],却无疑已经构成了通往这真正自由人联合体的最后一步历史台阶！
       新资本主义革命要领之一，就是必须让劳动者作为其后置权利即劳动资本所有权的拥有者出现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而为此，又必需事先确立其前置形式即“劳动力资本产权”，以便废除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的旧有属性。因为有了它，劳动者就能作为本方资本的所有者而不再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出现在资本主义流通领域；因为有了它，旧的“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342]就将被新的，即两种资本所有者间的对等合约所取代。至于这里讲的是“产权”而不是“所有权”，则是因为根据西方产权理论，它们是两种既相关又有别的财产权利；前者是一种不同所有者即人与人之间的财产权利，而后者则是一种某一所有者对其财产即人与物之间的财产权利。因此，产权的内涵便包括两个法定内容，它既保障一切所有者充分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又禁止任何人为了本方财产权利而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即是说，产权是对所有权的权限即某种财产权利界限的法律规定，亦是一种被纳入整个社会的产权制度之中，并因而被有关各方公认的财产权利。由此可见，在物质资本所有权事实上已被公认为资本产权的前提下，如果不确立劳动力资本产权，那么劳资间的对等合约就无法成立；而这，则正是新资本主义革命从而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仅仅伸张劳动力资本所有权，而是还需进一步确立劳动力资本产权的原因。
       但是，资本家却不必为他们的既得利益遭到公然挑衅而不安；因为劳动力资本产权的确立反而会促成物质资本收益最大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面自发经济中客观地存在着三种经济规律，这就是所有权规律、事权规律即“责权利统一”规律和价值规律；然而，这三种经济规律在流通领域或生产领域、交换关系或生产关系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在前者中，它们就分别是商品所有权规律、“事权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必须契合与制衡”[12]的规律，和商品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规律”，并在不同的利益和行为主体之间发生作用；而在后者中，它们则分别表现为资本所有权规律、“同一事权主体的责权利必须对应与均衡”[12]的规律，和资本价值规律即“价值增殖规律”，并针对同一利益和行为主体起作用。故此，我们不妨把前三者统称为“商品经济规律”；而对于后三条规律，则可统称为“资本经济规律”。我们知道，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流通领域并通过商品买卖建立起来的；因此，对劳动者起作用的规律便只有前一类规律而不可能再有后一类规律。然而，价值增殖的内在奥秘却在于，“物质资本与劳动资本（其实）有着不同的增值方式：前者的增值是被动的；后者的增值却是主动的，它依劳动者可以直接支配的主观愿望而有着内在的增值需求与冲动。企业资本的增值实质上是劳动者为实现自身的增值##被过滤##而作用于物质资本之上的结果。如果劳动资本主动增值的内在需求被压抑或被忽视，物质资本的被动增值则或者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充分地实现；只有当劳动资本主动增值的内在意识与潜能被充分调动、挖掘出来时，物质资本的被动增值也才可能被拓展到最大限度。”[343]据此可知，确立劳动力资本产权更加伟大的目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它能够让资本经济规律作用于劳动者，即“把劳动资本及其权益从历来被物质资本及其权益所掩盖、挟持或从属的状态下分离了出来，恢复了两种资本及其权益之间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使劳动者对于实现物质资本增值本应具有的主动、能动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从根本上理顺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344]
       由此可见，##被过滤##的劳资两利原则看似简单，却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哲理；即所谓劳资两利，必须以“利劳”为前提，而“利资”则是其自然结果。那么试问资本家乃至整个“旧资产阶级”：您是愿意固守过去的生产关系并死死抠住100%的“旧资本主义企业”的产权不放，而独享一块小蛋糕，并可能承受其名之下的无利甚至亏损呢？还是愿意支持这场革命，从而把雇佣劳动转变为“自觉劳动”，并和劳动者分享一块大蛋糕，却反而可以得到比原来那块小蛋糕更大的一块呢？
       此革命的要领之二，就是建立导论中提到过的劳资合作制；它既是一种生产关系，又是一种企业制度即微观经济基础。其基本原则是“劳资合作、企业共有、获利同享、风险共担”[12]，“即将企业的产权、事权划分为劳资双方分别承担而又彼此衔接的两个部分”[12]，并将企业“重新塑造为物质与劳动两种资本产权、出资者与劳动者两种事权主体的对等合约”[12]；而其实质则是“通过劳资之间在产权、事权彼此清晰条件下的对等确认与重组，实现双方的平等合作与制衡、共尽主人的责权利，从而节制（旧）资本权利、伸张劳动权利，彻底理顺生产关系，建立有效的内在机制，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12]
       首先、产权构筑：与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企业制度不同，劳资合作制既是一种直接在生产领域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和企业制度，又是一种由两大产权共同组成的“复合所有制”；因此，它对等地承认与包含本身就是“前置权利”的物质资本产权，和虽然是后置权利，却已被其前置形式确定下来的“劳动资本产权”或简称“劳动产权”[78]。其中，前者包括一切应当事先量化为物质资本的生产要素的产权；而后者则应包括一切以脑力或体力的现实活劳动作为资本的产权。
       其次、权力构造：与旧资本主义企业中只有一个权力机构即股东会不同，在劳资合作制企业内部则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职工会或职工代表会；其实质就是把在以往的各种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群众组织，也提升为代表劳动产权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企业权力机构。这是因为，既然这种企业中新的资产者与劳动者还是不同的利益和行为主体，那么他们之间便必然除了相同利益之外还会有各自的特定利益；为此，股东会与职工（代）会便理当成为企业中地位平等的权力机构，分别拥有彼此间既统一又独立的对等权利和义务并共同载入企业章程。
       再次、法人治理：与旧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下那种一边倒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同，劳资合作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却是均衡的，即由股东会和职工（代）会分别选出各自的常务机构董事会和工会，两者除了处理本方日常事务并对各自的权力机构负责外，双方间还应建立平等协商的对话机制，共同制定企业的大政方针；“总经理应为企业法定代表人”[345]并由董事会和工会单独或联合提名、共同任命和授权，其基本职责是在董事会和工会配合下独立行使企业经营权，主持两类资本的当量优化组合、有效运用和共同保值、增值，同时对董事会和工会负责并接受它们监督，对外代表企业，“监事会无须赘设”[12]。董事会、工会和经理层“共同组成各司其职、权责分明、财务分开、相互制衡的法人核心治理结构”[345]，既密切联系，又分头负责其职权范围互不交叉的企业内部方方面面的各类事务；例如董事会，就是代表股东会处理资方事务，掌管资方财务、资产，行使企业物质资本的投入、处置权，与工会对话共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和任命总经理，代表资方监督企业内外活动等；又如工会，就是代表职工（代）会处理企业用工、劳动保险和福利、职业培训等事务，掌管劳方财务，与董事会对话共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和任命总经理，维护职工权益并行使监督权等；还如经理层，就是在总经理领导下主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掌管经营财务，负责企业内部各种资源的优化组合与高效运作并不断提高产量、质量和产品品质，处理市场经济事务等。至于说到总经理在任期内的罢免，则既可由董事会和工会共同做出决定，亦可由其中一方单独做出决定；但是，单独提出罢免总经理的一方必须同时提出企业章程载明的罢免理由和另一方无法否认的事实根据。“新资本主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之所以必须由其他人而不应再由董事长或其他形式的资方代表担任则是因为：首先，在企业本身为两种产权结合而成的情况下，资方和劳方便都失去了独自推出法定代表人的资格；其次，在这种企业制度中，法定代表人亦无须再代表企业的所有权，而是只须代表它的经营权就行了。因此，由作为企业产权双方代表的董事会和工会共同任命并授权经营的总经理，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法定代表人并标志着企业处于运行状态；反过来说，也只有这样的法定代表人，才可能既全面又对等地统筹兼顾劳资双方的利益，并通过其经营权向劳资合作形成的企业产权负责。
       又次、收益分配：与旧资本主义企业把税后利润全都处置为出资者的收益并只在股东中分红不同，劳资合作制企业则将“税后利润按当年对企业盈利起作用的两类资本投入比例划分为物质与劳动两种资本收益……并由劳资双方自主支配，在分别提取法定公积与公益金后用于各自的内部分红。”[345]“其计算公式为Cm：Vm＝C：V,即Cm＝M×(C/C＋V)、Vm＝M×(V/C＋V)(‘C’[272]、‘V’[272]、M、Cm、Vm分别为物质资本投入、劳动资本投入、税后利润、物质资本收益、劳动资本收益，其中V须参照社会平均水平)”[345]并接受ZF调控，而对C与V的统计则都应剔除其闲置的部分。
       复次、劳动报酬：与旧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报酬就其普遍现象而言仅相当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即劳动资本的补偿价值不同，劳资合作制企业的劳动报酬则包括补偿价值V和增殖价值Vm两个部分；同时在这里，全部补偿价值V还是获得Vm的根据，“从而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全程、彻底量化与权益化，使每个个体劳动资本的保值、增值与贬值从中真实地反映出来”[345]。V即工资，其标准应在确保社会最低工资的基础上，以每一个尽可能具体划分的两类资本当量优化组合作为基础核算单位，并以其盈亏平衡点上的行业平均工资为基准制定，其中理当内含社会统筹劳动保险；但实发工资则应在标准工资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劳动业绩再作调整，即当本核算单位实际的物质产出消耗比高于或低于为实现本单位盈亏平衡所必需的物质产出消耗比时，实发工资亦应按照相同比值上下浮动。如此，每个劳动者全年实得工资总额V及其在本企业全年工资总额中的份额，即作为他参与劳动资本收益分红并获得属于自己的那部分Vm的价值依据；“董事会、工会人员的劳动报酬应由本方财务而非经营财务负担并与其职责绩效挂钩；经理层作为主持劳资双方利益实现的一个特殊阶层，其劳动报酬中的基准部分应与劳资双方协商确定，并同样实行同比浮动和参与Vm分红（配套制度及实施细则从略）。”[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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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蓝汛

六、新社会的真相与中国现状

       相信读者能够识别，本文的劳动力资本产权和新资本主义革命，同上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并已汇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和由此掀起的人力资本革命，决非同##被过滤##事；后者固然也是革命，却没突破旧资本主义框架，产权设置也不科学，而这也就难怪对这次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多人认为，金融业高管的薪酬机制问题是酿成这次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346]并且，本文的劳动产权及其前置形式劳动力资本产权，同西方盛行一时的职工持股计划，以及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职工持股制或曰“劳者有其股”[347]，也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本质就是一种“泛旧资本主义”，即旧资本产权人人有份，并且是对劳动者合理权益的“错位捆绑” [12]，即令其本该用“左手”挣到的钱非得用“右手”去拿。
       有了作为特定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劳资合作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真实面目便大体上清晰了；当然如前所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在许多方面，又已经和##被过滤##当初设想的样子大不相同了。首先、在经济方面，这种社会的经济成分便理当包括两种，即劳资合作制经济和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但前者中的“资”则可以有多种选择，即既可以是国有资本，又可以是个人资本或股份制资本。至于个体经济，则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劳资合作制经济，即劳资合一或劳资一体化经济；并且，即使个体经济分化了，其去向也仍然是在社会上占据主体地位的劳资合作制经济。所以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本质上则是“彻底的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劳动力商品已被消灭，取代它的则是劳动资本范畴。这种彻底性，是由属于新资本主义成分的“劳动产权制度” [348]所提供和决定的；故此，“即使是身兼劳资的同一个人，也应按其不同身份承担相应的责权利。” [12]同时，“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亦理当是弘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真正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直至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发展；因为显然，只有首先遵从直至实践了这个基本规律，##被过滤##过去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才可能得到全面实现。其次、在政治方面，##被过滤##过去提出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349]等等，当然还都必须坚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既分清敌我又“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以此“克服困难……经受风险” [350]。再次、在文化方面，也依然应该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为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应得到切实贯彻。
       不过这里却冒出一个新问题：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究竟该由谁来执政和领导呢？又有哪个阶级及其政党才有资格来执掌政权和领导全社会呢？
       肯定地讲，在已经建成并得到巩固的这种国家和社会中，是既不需要也不允许再由哪个阶级及其政党来充当执政和领导者的；即是说按照事物自身的逻辑性，##被过滤##过去提出的这种国家和社会“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这一论断，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显然，在新民主、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所有的阶级和阶层都是作为主人而存在的，即使是资产阶级，亦如前所述，在经过了新民主主义改造之后“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享有既无损于工人阶级又符合劳资两利原则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对于一个所有的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地位平等的主人，且他们之间除了相同利益之外还难免存在不同利益的国家和社会来说，其执政者和领导者就再不应该也不可能只由其中某个阶级及其政党来担当并说了算了。尤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资两利的经济原则和劳资合作的经济制度，也不可能赋予其中某个阶级以某种特权，即令其有资格凌驾于另一个阶级及其他阶级之上；因为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与彻底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必须是彻底的民主主义，即以“阶级平等”、“人民共和”作为基本准则。据此可知，在一个定型和成熟的新民主、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是不存在执政阶级和执政党、领导阶级和领导党的；即是说，在稳固的新民主、新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阶级执政或政党领导“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并该进博物馆了。
       所以说，完全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实就是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社会；而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即宪政，其实也是彻底实行人民民主的民主政治即宪政。在这里，无论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民群众，都具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通过协商、合议、表决、选举等民主形式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结果。在这里，任何阶级或阶层都仍可成立党派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表达其主张；但是，任何政治党派却又只能在民间活动，而不允许操纵国家政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宪法，必须来自彻底的民主程序即是全国人民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构成，必须正确反映辖区内各种社会成分和界别的自然比例。因为只有这样，各级人代会依法通过的各项法律和决定，才可能具备最真实的群众基础并且行之有效；也只有这样，各级ZF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51]，既对各级人代会负责又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但是，新民主、新资本主义革命，和作为其成果的国家和社会建立之初，尤其是当这个新生事物还处在国际旧资本主义势力重重包围之中的时候，却不能没有一个事先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政党领导；并且按照逻辑，这个党还只能是一个新民主、新资本主义性质的党，即其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必须是为了实现彻底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故而不应再是一个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却把代表和维护包括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共同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带领人民为建立和巩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自觉和公正的国家和社会而斗争；这个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哪个阶级和阶层的人都可以参加，但是党又要求全体党员和要求入党的人必须彻底放弃其所在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以及个人的狭隘私利，而站到党的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上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超阶级”的党，或者说是“全民党”；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初建却必须由这个盟主领导。因为显然，只有一个这样的党，才能获得全体人民信赖并有资格宣传和教育群众，直至调动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也只有一个这样的党，才可能顺应时代潮流，既不辜负自己的历史使命，又能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化解自己的权力。
       至此人们不难看出，新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场历史性大转折并从此走上歧路，概是因为##被过滤##及其领袖始终没能实现由无产阶级政党及领袖向新民主、新资本主义政党及领袖的战略转变所致；所以追根溯源，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迷信，从而对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使命的偏激理解与执着追求，这，才是导致建国初期那场巨大历史悲剧乃至后来一系列挫折的通盘原因之所在。有鉴于此，假使中国##被过滤##能够在本次改革的过程中继承##被过滤##的未竟之业，即不仅能够逐步实现由无产阶级政党向新民主、新资本主义政党的伟大战略转变，还能够在此基础上推动改革朝新民主、新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前进，那该多好哇！果真如此，那么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就不可能会积累出那么多“突出矛盾和问题” [352]，以至还被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所冲击，而且说不定在##被过滤##纪念百年诞辰之际，中国就已经作为强大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屹立在了世界东方。
       但是令人遗憾，至迟从1992年##被过滤##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353]开始，并以1994年《公司法》出台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便事实上步入了旧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尤其是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 [353]，更是一场“旧资本主义狂潮”，即在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354]的大政方针驱使下，众多的各类公有制企业被改造成了旧资本主义企业。他们刻意回避资本固有的私有制属性，竟然推崇国有的旧资本能“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354]；同时，他们又漠然于股份制无法摆脱的旧资本属性，反而幻想“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355]。结果，在“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着力培育竞争力强的大型骨干企业” [353]的指导思想支配下，一部分中央直属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少数“由国家垄断经营”[354]并被视为具有“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353]的“权贵资本主义”[356]大企业集团诞生了；而其余的全民企业和大量的集体企业，则在“公司制改革”[353]、“股份制改造”[353]、“管理层收购”[357]、“抓大放小” [354]、“靓女先嫁”和“冰棍理论” [358]等一派鼓噪声中，变成了其他各种形式的旧资本主义企业，况且与之相伴的竟然是全民和集体资产的“严重缩水和流失”[359]，发生了一大批诸如“1.2亿国有资产被1500万元卖掉”[360]的闹剧[361]。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主人公地位被彻底剥夺；他们只是“理论上的主人”[362]和“消极的舞台台柱”[363]。尽管党中央“希望大家积极支持党和国家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正确对待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调整”[364]；但广大工人的切身遭遇却促使其思考：“为什么改革越彻底对自己的冲击越大，改革越深化而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却越来越薄弱”[365]。大批职工被迫接受“下岗分流”[353]和“##被过滤##工龄” [366]的严酷现实，“部分职工生活陷入了困境，信心低落” [353]，直到2005年，“国企职工‘疾风暴雨’式的下岗”[367]才“告一段落” [367]；这种一反常态并“相当激进的改革” [368]没法不引发剧烈冲突，湖北“半年内三名国企老总被害” [369]和2009年“通钢事件” [370]，就充分暴露了“企业改革与职工利益之间的矛盾之尖锐” [369]。在中国，长期寄生于公有制经济并且已经行政化了的各级工会组织，本来就不具有西方工会那种独立自主的品质；故此在企业改革中，它们不仅无法伸张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反而必须事事听命于党和ZF，“睁只眼、闭只眼”。结果，当广大工人群众重新走进改制后的企业或者再就业之后，他们就事实上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即雇佣劳动者；国有企业“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 [371]成了“花瓶” [372]，所有企业的职工（代）会和工会也被排斥于法人治理结构之外。至此，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373]的##被过滤##便彻底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继中国现代历史上##被过滤##背叛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后的又一次背叛。于是，党的阶级基础就被国家与社会的旧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所偷换；此后，“每年仅在‘五一’劳动节等时候提到‘工人阶级’。” [374]
       公有制企业改制、民办企业自发成长和国外资本涌入，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旧资本主义经济的三大来源；而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则更标志着中国的旧资本主义经济同“旧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同流合污。由此可见，所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75]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因为目前的国有经济已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375]，而股份制经济则本来就是一种旧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眼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力量” [375]、多种旧资本所有制及个体经济并存且开放的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应地，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完全是个伪命题，即实践中并不存在，而既如此，那么必须以此为依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到底身在何处呢？所以说无论##被过滤##承认与否，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事实上已经改出了一个旧资本主义制度，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只剩下了一面自欺欺人的“旗帜”[376]和一块冠冕堂皇的“形象”[376]；如果一定要说中国还有社会主义的话，那也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377]，并如恩格斯所说，其“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 [377]据此可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378]，究其实质则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的旧资本主义；因此，若##被过滤##真想“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378]，就请对中国改革先进行反省再规划出其正确前程吧！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拨乱反正并因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而现在，不是又到了该召开一次这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关头了吗？

[ 本帖最后由 浙江蓝汛 于 2011-4-29 13:09 编辑 ]

浙江蓝汛

结  论

中国改革及人类的新纪元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的倡导者是邓xiao平，而他却曾经是新民主主义学说的坚定拥护者，《邓xiao平文选》中《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就是明证；由此可见，对新民主主义学说的历史记忆，是使邓xiao平的思想没有彻底板结的根基，从而也是中gong终于领导人民实行主动渐变的启萌因素之一。邓xiao平在1980年讲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MZD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79]但是，新民主主义早已失败的历史记录和总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却又决定了邓xiao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必然以此作为改革的底盘，正像他自己所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380]于是，邓xiao平便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381]、“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38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383]等一系列创新观念；其目的正如他所说：“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 [384]当然，邓xiao平也没有因此放弃社会主义固有的东西，他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385]据此可知在他看来，只要改革只改经济体制而不改经济制度，那中国就还是社会主义，“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386]

    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基本道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经济体制作为构成同一基础的经济要素，其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不允许任意搭配。即公有制只有在与计划经济并存时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因为两者具有否定资本的相同本质；而与市场经济为伍则必发生质变，因为市场经济的所有权规律势必渗入、分化公有制使其变为资本经济。” [387]实际上，中gong十四大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所作所为，就正是顺应了市场经济体制必然积极呼唤资本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同时亦说明：在体制与制度间本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反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动效应；想不触及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市场取向的改革’不过是‘资本取向的改革’的同义语。”[345]由此可见，邓xiao平并不知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388]究竟为何种性质和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389]，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是为此故，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必然是个模糊概念，即人们只能把它理解为“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而至于它本身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却没人能讲得清楚，甚至搞成旧资本主义也会不知其错。

    可是说到底，“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却）实际上是属于资本主义历史范畴的社会主义。” [387]而中国改革则是一场“先兼收并蓄后脱胎换骨的渐离式改革”；“改革的实质和其终极目标，就是重建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历史条件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或曰把我国社会主义重置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之上。” [56]所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新民主、新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历史范畴的社会主义”，则是这两者之间的理论过渡带；因为物极必反，彻底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即是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若另眼相看，则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实现改革目标的关键，就是首先找到劳资合作制，并使改革变成“先正本清源后去伪存真的渐近式改革”；据此可知，把原公有制转变为劳资合作制，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标志，及其与苏东巨变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邓xiao平改革思想中的疏漏和盲点为生产关系改革留下了一个认识误区；但改革转向旧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却是对邓xiao平改革思想的教条主义。中gong十四大以后，即“当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事实上已经引发了资本取向的制度改革、‘市场体制＋资本所有制’事实上已成大势所趋，因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改革的基本规律和生产关系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方向性等等事实上也已确凿无疑之际，” [345]当时的党中央尤其是“核心” [390]和“领路人” [391]##被过滤##，不仅没能依据改革中这一重大变化及时取得相应的理论突破并领导中国走出一条新路，却反而死守“以公有制为主体” [392]和“老祖宗不能丢” [393]等教条不放，并不惜用各种旧资本所有制冒充“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354]，直至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名存实亡；更何况正值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354]并来到“三岔路口” [387]，迫切需要“解决社会主义‘路在何方’和‘向何处去’两道难题” [387]之时，苏东巨变也连片发生，即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连同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一道相继退回到旧资本主义，从而亦为中gong新一代领导人真正进行彻底的“独立思考” [394]，即系统地审查和纠正社会主义和##被过滤##学说、国际##被过滤##运动和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始错误并揭示其社会历史根源，进而再重现MZD的新民主主义科学构想和劳资两利原则，并结合生产关系改革中遇到的难题加以创造和完善，直至把改革引上正确航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期。

    由此可见，中国改革之所以会走上一条假的社会主义而真的旧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因为上述“新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所致；但后来把邓xiao平的思想拔高为“邓xiao平理论” [376]，又提出“三个代表”和“马克思主义具有与进俱进的理论品质。” [395]则表明中gong高层已不可能自纠其错。第一、邓xiao平的所有观点诸如“三个有利于” [396]和“社会主义本质论” [397]等等，都是凭经验得出的一些政治结论；但却不是理论结论——“政治结论给出的是‘是与非’的答案；理论结论则需解答‘为什么’的问题。” [345]故此，没有后者支撑的前者固然是肤浅和靠不住的；可若把前者当成后者则势必导致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十五大提出邓xiao平理论这一概念的动机，说穿了就是出于政治需要；但为了政治需要却可以无中生有，不恰恰是实用主义和政客作为吗？第二、“三个代表”起初只是“条件句” [398]，后经授意大肆炒作才变成肯定句，直至写进了党章、宪法；然而，它却是个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理论黑洞”，即可以随意诠释直至获得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因为显然，它要“代表”的都是没有客观标准、只有主观见解的空洞理念；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代表”本身，不也只能是无法检验的“空对空”吗？其实，“三个代表”的良苦用心就是想把已经无法圆全的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装进一个“假大空”的口袋使之自圆其说，以便平抑不满、粉饰过失并赋予自己当政的资格；可是事与愿违，这个21世纪理论版《皇帝的新装》自出笼起便因其含混、叵测而饱受诟病，既证明了中gong改革理论的贫乏与窘迫，又暴露出其理论的堕落甚至廉耻不分。第三、只有现实思想才会“与时俱进”，而马克思主义却是已经形成的历史科学，怎么会“与时俱进”呢？因此，鼓吹后者也能“与时俱进”的效用，无非是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言行披上它的时装。

    旧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破坏人类生存和发展基本规律并使社会生态系统迅速恶化；故此，随着这种经济基础的建立，中国便进入了两极分化和各种矛盾的凸现期。基尼系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突破0.4的警戒线[399]，至今则超过0.54[400]，“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401]，且城乡、地区间和城市、农村人群中的差距还在扩大[402]；于是，各种经济泡沫[403]与奢侈消费[404]，便和三农问题[405]、新“三座大山” [406]、就业问题[407]等民生问题[408]即“增长性贫困” [409]及消费不足[410]等同步出现了。旧资本的劣根性及“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411]造成各种矿难和事故频发[412]、黑砖窑[413]等血汗工厂屡现[414]，职工、民工权益被无视、侵害则属平常[415]；同时，旧资本的贪婪本性和“利润率决定资本胆量的定律” [416]还炮制出众多伪劣制品[417]、投机与欺诈[418]、生态破坏[419]、资源损失 [420]，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功利化[421]。旧资本主义的泛滥颠覆了人们的“内心和谐” [422]和价值标准，导致心理脆弱茫然[423]、行为浮躁近利[424]，许多事情都跌破了职业操守和社会道德的底线[425]；而“弱势群体” [426]、“边缘人群” [427]、“无直接利益冲突” [428]、“群体##被过滤##件燃点降低” [429]和猖獗的社会犯罪[430]等，则证明社会生态系统已严重恶化。邓xiao平曾告诫：“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431]可眼下的中国却已经是个底线社会，那改革至今还不算失败吗？

    况且，以上这些还远非中国的全部阴暗面；更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则缘自假社会主义。因为显然，在旧资本主义被当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被视为其中流砥柱之后，中gong及所控国家政权的政治立场就必然发生相应变化，即在倾情于前者[432]的同时又锐意强化后者[433]，并在“新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情结”驱动下衍生出自己特殊的即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且力求成为法律，其核心就是巩固中gong执政地位和扩充国家经济实力，直至让“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434]和所谓“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35]变成了衬托和陪侍，但骨子里魂牵梦萦的却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把党和国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378]，和拼命“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396]；于是在政治上，“党政要分开” [436]的改革思路便又折回党政不分[437]，国家的人事权仍属中gong[438]且择亲而用[439]，中gong和亲##被过滤##派的领导机关及党务工作者还在吃财政饭并算作GWY，各级人代会##被过滤##过半且垄断话语权[440]，“党的事业至上” [441]成了人民法院首要宗旨，党员队伍严重注水[442]，民本主义思潮卷土重来[443]……而经济上，各级党和ZF则基本上变成了市场主体[444]，“招商引资是第一要务” [445]，“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435]，经营城市[446]、维护垄断[447]，内需不振便扩外需[448]，拼着“中国苦力” [80]打造世界工厂[449]，直导致“经营中国”、“国富民艰” [450]、经济结构混乱[451]和掉进了“全球化陷阱” [452]……进而，党和国家的特殊利益及由此产生的虚伪说教[453]又激活了干部队伍的政客习气并造成了腐败温床——一大批看透了世面的“体制内” [454]##被过滤##一面投其所好以求升迁[455]，另一面则疯狂捞取各种私利[456]；而这一切连同体制内连本带利的各种特权和既得利益[457]以及事实上已告失败的“体制内监督” [458]一起，又不能不引起“体制外” [459]的老百姓无助[460]之余的强烈愤懑和不服——总之，“社会断裂” [461]了！

    据此可知，旧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总根源；只可惜已陷入机会主义且无力自拔的中gong对此竟熟视无睹更不能切中时弊。面对已不乐观的内外形势[462]，他们只会“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463]，边“拿着不是当理讲”例如六个“为什么” [464]，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465]；而所谓“不折腾” [466]，则更表明中gong将不顾“政治透支” [467]而“一条道走到黑”了，并证实着：“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 [468]但是，马克思说得好：“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 [469]，“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470]所以，纠正形左实右并清算一切教条主义，实现党的性质转变并重归革命党而只把执政作为手段，领导人民奔向新民主、新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这，才是中gong唯一英明的历史决断。希望中gong明白，中国既不该当世界工厂也不需要国际竞争，而企图对旧资本主义全球化“负责任” [471]甚至“同舟共济” [471]，则终将“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5]；不错，“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472]但那只能是把心思收回来开创新路，并以“公平发展”而“民富国强” [473]的榜样感召世界，直至形成“新全球化”。

    世界已经不成样子了[474]，旧资本主义还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交替中轮回，所谓“第三条道路” [475]并不存在，人类的希望亦不在国际对话与斡旋中——它需要改变社会基因，而主权“是不能谈判的” [476]；新民主、新资本主义革命必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477]

   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进步人类，联合起来！”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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